结语
今天,“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宏阔视野。在这一视野之中审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众多穆斯林人口多数国家的关系,关注这一战略与中国伊斯兰教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关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两千多万人口在这一战略推进过程中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已经成为一项紧要的任务。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正是陆地和海上双重丝绸之路的架设,为今天的中国与众多以穆斯林人口为多数的伊斯兰国家建立起了沟通的纽带。这些遍布“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伊斯兰教遗迹,既是历史上中外交流的证据,更是实现今日之互联互通的基础。
注释:
[1] 【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别夫佐夫探险记》,第74—75页, 佟玉泉、佟松柏译 ,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2] 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Vol. II, Le Turkestan et le Tibet, Paris, 1898, pp.76-8,转引自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第8-84页,章莹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
[3] M. Aurel 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p.345-349, London, 1903; 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第80页,柳洪亮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4] 【日】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第83页,章莹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第201-21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陈慧生等,《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上),第7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韩中义,《西域苏非主义研究》,第3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8] 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9] 分别参见陈泽弘,“广州怀圣寺光塔建造年代考”,《岭南文史》,2002年2第4期;及廖大珂,“广州怀圣塔建筑年代考”,《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1期。
[10] 林翠如、庄景辉,“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考”,《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 林翠如、庄景辉,“泉州伊斯兰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考”,《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2] 李兴华,“泉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13] 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第116-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4] 李兴华,“广州伊斯兰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15] 李兴华,“泉州伊斯兰教研究”,《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文/王宇洁 本文原发表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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