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学认为国家包括三要素，即领土、人民、主权，疆域隶属于领土概念之下。疆域是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也是演绎文明的舞台，然而回顾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均难以做到始终稳定，几乎都经历过伸缩之变。中国久远的历史，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明，也因疆域的伸缩，成就了最壮观的历史大戏。
学术界研究中国疆域变迁形成许多成果，其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史念海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开启这项研究的先河，此后数十年内继续探讨历代疆域的走向、疆土组合以及与此相关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将研究转向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的判定。然而无论哪一个主题，讨论的核心均集中在政治、军事、民族、文化等人文因素，无疑，疆域变迁、疆土伸缩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因素的作用，但是人类立足在大地上，一切活动都不可能脱离这片土地，疆域伸缩同样如此，于是，地理这一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成为本文讨论的主题。
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国务院、外交部同意，确定中国境域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为准，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1]。本文述及的疆域，即以这一空间为基准，探讨其中的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2]。
一
当代地理学着眼于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与人类经济利用方式，将中国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自然环境首先影响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两千年前司马迁将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其中山东、山西、江南三个经济区物产固然并不相同，但属于农业耕作区这一基本属性却是共同的，而龙门碣石以北则完全不同，这一地区“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具有鲜明的畜牧业生产区特点，农耕区与畜牧业区之间的界限为龙门、碣石一线。将龙门、碣石落实在地图上，这就是当代地理学界定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南界，而北界则位于明长城一线。农牧交错带的存在不是人们的刻意划分与强行规定，而是人与自然环境交融过程中做出的选择，水、热、土三者的结合成为农牧业存在的根本，究竟是农?是牧?在人们的摸索中落定在大地上，成为司马迁乃至于当代地理学家观察到的现象。若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与三大自然区叠为一体，农牧交错带以东、以南就是东部季风区，东部季风区是三大自然区中唯一以农业耕作为主的区域。
▲ 中国综合农业区划图
大自然的禀赋成为人们选择农还是牧的前提，正是农、牧两类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别成为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探讨且证明这一问题的依据，是发生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历史。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告诉我们，结束史前时期，进入国家阶段，夏、商、周三代均起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以此为核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完成国土的弥合与疆域的扩展。回顾历史，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时段内，无论通过分封、归并、征伐，最终黄河、长江两条大河归一于国家政权之下，就此完成了两大农耕区的整合。尽管，这一千多年内并非南北无战事，但建立在共同农业生产背景下的文化认同，使周天子仍然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共主的名义。如果说，夏商周乃至于春秋战国时期，疆域发展完成的是农耕区内部的整合，那么此后近两千年内疆域则徘徊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
若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疆土，东边是海洋，西边是青藏高原，这是古人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东西之间的地理形势，使边海与边高原的疆土几乎没有悬念，唯有农牧交错带的正北方、西北方，非农耕民族的游牧生活所依托的草原与荒漠，成为疆域伸缩的舞台，以疆土为背景的武力争雄与文化交融几乎可称这一地带上演的历史主剧目。正是如此，本文无意陈述近两千年来疆域伸缩整体之变，仅将论述重点集中在正北方、西北方。这样的历史起步于秦帝国，并贯穿于清以前各代。
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列国并实行郡县制管理，将整个国家从国都到边地纳入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于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此时三十六郡所在范围北抵长城，南止于今浙江、江西、湖南、四川，西部限于陇右一带。此后北征匈奴，且“兴师，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3]，从三十六郡增至四十八郡，新增十二郡中除内地旧郡分析外，边地闽中郡与岭南三郡，系平定百越后设置，北边郡数虽然没有变化，但九原、北地、上郡等边郡的辖境却向西延伸，一直抵达黄河之滨。秦从三十六郡至四十八郡，境土虽在扩展，但疆域的北部边界却始终保持在东部季风区所在的农耕区之内(下图)。
▲ 年降雨400mm等值线与秦西北边郡位置关系
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大幅度地开疆拓土始于西汉。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周边民族逐渐强大，境土相接，互有伸缩。秦亡汉兴，西汉初期南北边地疆域均出现内缩，其中北边匈奴人南下，占去了河套以及秦代开垦的“河南地”。汉武帝时国力大盛，北逐匈奴，收复秦“河南地”，辟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西北通“丝绸之路”，并在新疆设置西域都护府。汉昭帝时又设置了金城郡，管理甘肃、青海一带。边郡所在位置标定了边疆的基本走向，若就地理含义将边郡位置给予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极限，汉代东边、南边的边郡全部边海，边海意味着达到了陆地的极限;西边越嶲、沈黎、汶山、金城等郡边临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高寒环境则是农耕民族难以逾越的环境极限。具有地理极限意义的边地，凭借自然形势构成天然屏障，设置在这里的边郡一般比较稳定，即使出现分合之变，也不会持续很久。另一类边郡或贴近农耕区的边缘，或设置在非农耕区内的宜农地带，如辽西、辽东、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五原、云中、朔方、西河、上郡、北地等郡均贴近农耕区边缘，而河西四郡乃至于西域都护府则设置在非农耕区中的宜农地带，中国西北气候干旱，仅凭降雨无法发展农业，惟河西四郡可依托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绿洲，与河西四郡相同，西域都护府所在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以及西域诸国均建立在天山、昆仑山下的绿洲，绿洲成为非农区域内的宜农地带。回顾历史，这类边郡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在农耕与游牧民族政治、军事的较量下，这里既是离合最多的地带，也是历代王朝竭全力控制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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