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做出上述判断有三个根据。一是毛泽东回国后在党内高层的讲话，二是金日成与他在东北抗联时老战友冯仲云的谈话，三是毛泽东与金日成回顾往事的谈话。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从朝鲜撤军的问题“是我们建议的”，金日成感到很突然，但表示赞成。“中央考虑的结果，还是撤为好”，这样，“我们跟朝鲜的关系也可以改善”。 1958年9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应邀参加水丰水电站启用仪式时，直率地问金日成，1956年中苏两党代表团到平壤时，朝鲜劳动党是不是很不高兴。金日成回答，“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当时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两个兄弟大党的代表就擅自来到我们这里，甚至连门都不敲一下”。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解决了”。 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金日成时说，“1957年在莫斯科我向你们作了检讨，承认了你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坚持国际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你们是正确的”。中苏“两国派代表团坐飞机去”平壤，“没有好处”。“你们的事应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如果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提供参考。以后志愿军撤退和周恩来同志访朝后了解得更清楚了”。总之，“9月派代表团去是不应该的”，后来“志愿军撤回来”，就没有问题了。 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及金日成对冯仲云的回答，已经把中国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及志愿军撤军问题的实质说得非常清楚了。

关于中国主动和单方面从朝鲜撤军的原因和动机，中国政府对内对外的解释坚持说，仅仅是为了逼迫美军撤退和南朝鲜裁军，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进一步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只讲了附带的、枝节的问题，而没有说明实质。中国政府突然做出的这种举动，的确使美国人感到意外。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美国就对中国和朝鲜未来将采取的行动进行过详细预测，其中也分析了撤军的问题：“由于北朝鲜武装力量目前在许方多面胜过南朝鲜，中国共产党随时可能会单方面将其部队撤出朝鲜——就像苏联在1948年时那样，从而向美国以及联合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采取做出同样的举动。” 尽管如此，当中国真的宣布要撤军时，美国人还是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据中国外交部的观察：“美国政府对我宣布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一举，事前估计不足，认为我国并无诚意撤军，曾表示撤军问题的解决须以我国首先撤军为前提条件。及至我宣布撤出全部志愿军后，感到事件来得太突然，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坚持拒绝从南朝鲜撤出美军”。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对中国撤军的动机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认为有4个决定性因素，即支持苏联的宣传攻势；显示和平的姿态；影响韩国的大选；改变中国是“侵略者”的形象。 美国情报机构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想到从中朝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历史研究的结果看，关于1958年志愿军撤军的动机，韩国学者讨论最多，也有各种猜测：缩减军费开支，摆脱巨大的经济负担；金日成“锲而不舍”地催促中国撤军；集中力量在国内搞“大跃进”；把对朝鲜的军事援助转变为经济援助；向苏联施加压力，迫使其从东欧撤军。 中国官方史书认为，由于朝鲜局势已趋于稳定，人民军日益壮大，“志愿军已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朝鲜”，毛泽东才在莫斯科提出了撤军的问题。 俄国则学者认为，中国从朝鲜撤军，显然是因为不愿被“共同反击美国可能发动的侵略”这些政治义务“捆住手脚”。 大概是没有看到俄国和中国的相关档案文献，这些猜测和说法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还有中国学者提出，志愿军原来准备在1956年内完成撤军，波匈事件后因担心美国会在东北亚地区挑起新的争端，而暂时终止。 不知这种说法根据何在，但从一则俄国档案提供的情况看，似乎中国在1957年以前并没有一个单方面全部撤军的方案。苏联大使在1956年1月底访问志愿军总部时被告知，因在三八线驻守的部队居住条件太差，志愿军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计划在年内建造更多的永久性建筑。 总之，笔者坚持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主动向金日成承认错误，并提出志愿军单方面全部撤退回国，核心的考虑就是彻底改善中朝关系。这一点，从中共对朝鲜劳动党逃亡干部态度的突然转变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毛泽东当然知道，金日成最担心、最忌恨的就是这批逃亡到中国的“叛徒”，所以才在莫斯科特意提出要将他们送回朝鲜。尽管遭到婉拒，但中国大使馆得到消息，金日成回国后不久，便将这批逃亡干部全部开除出党，并且吊销了朝鲜国籍。 金日成已经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自然无所顾忌了。而中国也在这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1957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3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写到：“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上被揭露的反革命、反国反党分子崔昌益、朴昌玉、尹公钦、徐辉、李弼奎、金承化、李相朝等曾阴谋把魔手伸进朝鲜文艺界”。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在摘引这一消息时，特别加了一句按语：“我国报刊过去从未发表过此项消息”。 按照中共对报刊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类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消息，如果没有最高层的批准是绝对不可能发表的。

1958年2月21日，周恩来、陈毅等访朝回国途中，特意在沈阳留住一晚，向辽宁省干部讲了如何重新看待朝鲜和中朝关系问题。周恩来说，“中朝两国是唇齿的关系，不仅有传统的友谊，而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长期斗争中更有着用鲜血凝结成的深厚的战斗友谊”。“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朝鲜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观主义的，认为人家什么都不行，只看到人家阴暗的一面”。过去跑过来的几批人，“他们的反映也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徐辉和李弼奎“这两个人很坏，到处乱说，不仅反对朝鲜劳动党，也反对苏共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特别谈到了对金日成的看法。他说，金日成是苏联挑选的人，“当然不是那样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据朝鲜的情况也是只好从矮子中选高子”，如果“我们不信任，对中朝友好团结不利，也会影响中苏友好团结”。现在看来，金日成在朝鲜人民群众中还是有威信的。周恩来最后要求，应主动搞好与朝鲜的关系。

3月9日《人民日报》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点名批判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宗派”，说他们“很久以来就从夺取领导地位的个人野心出发，在暗地里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与此同时，中联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决定让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离开北京，将他们安置到成都，并指定要单独居住。其他逃亡干部，随后也从沈阳等地迁至山西。1958年夏天，中共把这批干部集中到峨眉山开会学习，以后他们就分别在内地定居下来。按照中共的要求，这些干部承诺：不同朝鲜来华人员接触，不给国内写信，不对外谈朝鲜问题。中联部还规定，暂不解决他们的党籍和国籍问题，表现好的可以安排在企业或行政单位做一般工作，但不得在党政部门工作。允许他们结婚成家，并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 这样，一大批昔日在延安与中共并肩作战，而后又在逆境中逃亡中国的朝鲜干部，终于成为中朝关系改善的牺牲品。

在这种背景下，志愿军撤离朝鲜的行动便顺利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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