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对于党的干部进行清洗，普通百姓也被卷入到这场斗争中。1958年10月至1959年5月，朝鲜政府开展了全民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以群众运动形式逐渐转为经常性工作。据朝鲜内务省的统计，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就揭露出大约10万名“敌对和反动分子”，差不多相当于1945-1958年揭露的“敌人”的总和。 甚至在朝鲜的华侨也难逃此劫。据中国驻朝使馆领事部报，到1959年4月，经各级华侨联合会配合朝鲜内务部门的审查，在14000名华侨中，查出历史或现行反动活动的反革命分子428人，目前已逮捕52人，其中判处徒刑12人，判处死刑5人，其他还在审讯中。

对“军事政变”阴谋的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年。到1959年10月，由内务省和军方安全机构分别主持的调查结果宣称，大约有160名党和军队的干部参与了阴谋，受到审判的军队干部，除方虎山、金雄外，还有平壤卫戍区司令员张平山、第二集团军司令员李光武、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卢哲甲、军事科学局局长崔源等。包括朴昌玉在内的大多数被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60年1月进行了秘密审判，在35名被告中，20人被判处枪决，其中包括崔昌益、朴昌玉、高峰起、杨界、金雄以及前民族保卫省副相金元松等，15人被判处长期监禁。 而未在受审之列的著名人物，此时大多已不在人世了。

随着反对派人物纷纷遭到清洗，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也悄然复苏。金日成的名字和肖像在1958年又开始大量出现在报刊杂志和街头，对他的活动的报道也愈加频繁和详尽。到1958年底，“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革命活动学习室”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政府机关、工厂、合作社和学校。据报道，这种学习室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个。 1958年12月，劳动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定，要求大力加强“光辉的革命传统”的研究。于是，关于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回忆录和书籍，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出现。据朝鲜官方提供的数字，这类图书仅1958-1960年三年的总发行量就达到9580万册，包括儿童在内，当时每个朝鲜人可以分到9本。

在这种氛围中，1961年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直就成了金日成及其游击队派在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大阅兵。据兰科夫和李钟奭的分析，在85名中央委员中，属于原游击队派的有37人，换句话说，大约三分之一早年追随金日成的游击队员此时已成为中央委员。在其他所有派别中，只有最忠实、最可靠的人被留在了中央委员会，这里有苏联派的南日和朴正爱，延安派的金昌满、河仰天和金昌德，国内派的白南淳及其他一些与南方派没有关系的人。此外就是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和技术专家，大约30-35人。在11名政治委员会（原常委会）成员中，6人属前游击队员，3人（南日、朴正爱、金昌满）属早已投靠金日成原苏联派和延安派，2人（郑一龙和李钟玉）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在50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49人是新当选的，其中8名出身游击队，37名是新培养的年轻人。 金日成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

经过数年奋斗，金日成终于登上了北朝鲜权力的顶峰，实现了大权独揽的政治愿望。这种成功，当然与朝鲜内部的政治环境以及金日成的政治智慧和斗争手段分不开，但也必须注意到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变换的政治风云给金日成带来的机会和运气。匈牙利事件，苏联反党集团事件，中国的反右派运动，以及中苏之间隐含的分歧，这些都在一定的时刻和一定的程度上导致苏联和中国转变了对朝鲜的看法和政策，使金日成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处理与朝鲜关系方针的改变，即中国志愿军部队全部撤离朝鲜。几十万驻朝军队，犹如悬在金日成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客观上是对金日成的制约力量。毛泽东与斯大林不同，彻底放弃了人们惯用的控制手段，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攻心为上，给予朝鲜完全的独立和自由，试图以怀柔政策把潜在的对手变为心悦诚服的朋友。于是，北朝鲜就成为金日成的一统天下了。

然而，时代不同了，中朝之间早已不是过去的宗藩关系，金日成一时的感恩戴德并不意味着朝鲜就会由此俯首称臣。特别是在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明显裂痕之后，朝鲜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外交空间得到极大提升，而调整中朝之间关系的主动权也渐渐转到金日成手里。

文/沈志华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为系列长文《金日成走上权力顶峰》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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