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记忆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存在，然而，因为它们符合当前的社会情境，便被人们引为信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天地会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记忆。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们与那些熟读武侠小说的人们一样，对这个秘密会社深信不疑。人们可以在近代史上举出许多例证，证明天地会的存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小刀会，孙中山曾加入的洪门，同盟会成员在萍浏醴地区发动起义时所借助的哥老会等等。这些人相信，小刀会、洪门和哥老会这样的会社组织不但真实存在于历史，并且因具有类似的创会神话、入会仪式、创立宗旨和组织原则，是天地会的分支或变体。
然而，真的有一个“反清复明”的天地会吗？如果有，这个秘密的会社为何在历史上如此的神秘？我们遍寻史料，却无法准确找到它的起源；可以注意到它的分支，却不清楚分部与总部之间的联系；它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却似乎只对中下层民众有吸引力，那些懂得“华夷之辨”道理的士大夫们竟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组织，就连作为打击对象之一的乾隆皇帝也是在台湾林爽文以“天地会”为名起义后，才知道“天地会”的存在。自古以来恐怕从未有组织能做到如此神秘：它隐藏在迷雾之中，像一个徘徊在神州大地上的幽灵，遥控普天下的会众，不时对当局统治者制造颠覆、恐慌和破坏。
天地会是什么？它在哪里？它的组织形态是怎样的？这些曾困扰着满人君王、帝国官僚以及殖民地官员的问题，如今徘徊在学者的脑中，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本期外刊扫描所选取的两篇文章借助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将秘密会社放回到产生它的社会情境中，回答以上问题。在读完本文之后，或许你会发现，那个“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离我们的生活可能并不遥远。
杜琪峰导演电影《黑社会》海报，电影中的“和联胜”隐喻洪门。
1 符咒与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天地会
整理自：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s Popular Relig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4, No. 4 (Nov., 1995), pp. 1023-1046
作者：David Ownby （王大为）
无论是在清朝还是民国时代，也无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海外殖民地，天地会都因长期从事反当局的暴力、犯罪活动而被认为是犯罪组织。学者与官员们在很长一段那时间内关注于天地会的暴力活动，他们试图为这些活动寻找动机与理论依据，然而却忽视了早期天地会最重要的要素——宗教。这种关注点上的缺失，致使他们对底层群众参与天地会的动机解释不足。贫苦而卑微的底层人民为何甘冒生命危险参加反政府的天地会？在一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他们真的了解什么叫做“反清复明”吗？这些曾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问题，如今又有了重新检讨的必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王大为（David Ownby）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以江西东部、福建西部地区的早期天地会活动为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作为民间信仰的天地会》（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s Popular Religion）一文中，他认为：天地会应被当做民间信仰看待，它对底层边缘人群的吸引力与其说是一种“反清复明”的信念，不如说是一种可以操控超自然力量的保证。
按照研究群体与所处时代，20世纪的天地会史研究可以分为四大类别：20世纪30、40年代的民国学者（如萧一山、罗尔纲）、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学者（如谢诺），19世纪至20世纪的殖民地官员，1949年建国后的大陆与台湾的档案派。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研究群体，对天地会历史的解读也各不相同，不过总体而言，他们均未能对天地会中的宗教因素予以足够的重视。民国学者受民初民族主义的影响，较多地聚焦于天地会的“排满”层面，西方学者则主要关注天地会在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海外殖民地的官员们从治安角度出发，以天地会等秘密会社的暴力犯罪活动为讨论的核心，20世纪后期两岸的档案派学者相较于前三者而言，虽利用了大量清廷档案拓宽了天地会的研究空间，然而却由于各自的意识形态，未能对这些属于“封建迷信”的内容进行认真的分析。
前人的研究固然可贵，但其缺点却显而易见。根据清廷档案，我们可以知道农民们是为了寻求帮助而加入天地会（见中国人民大学编《天地会》），可是农民们为何要选择加入天地会去冒险，而不是寻求其他的互助形式呢？由于缺乏对天地会宗教因素的解读，学者与官员们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乡间农民参与天地会的动机。为了回应这一问题，王大为以19世纪初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以下称赣南闽西）地区的天地会活动为例，对天地会与其他民间信仰之间的异同之处进行了比较。
王大为采取了档案派的说法，将19世纪初的福建作为天地会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天地会活动自台湾林爽文起义后，受到官府的强烈打压，会众纷纷向外省逃匿，赣南闽西地处两省交界，其地多山，道路崎岖，但又联结着福建与江西两地人员与货物的往来，因而成为了天地会滋生的绝佳地点。在这一带，学者们发现了一百多份同天地会有关的官府档案、被捕会众的供词等文献，这些文献大多写于1801年至1838年间，是研究早期天地会宗教方面活动的关键史料。在这些史料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同叛乱有关的任何记载，只有40年代由李凌贵融合天地会与居士佛教传统、假借唐朝皇子名义而举行的一次叛乱，而在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天地会的礼仪同民间信仰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例如，大多数的天地会入会仪式都包含开坛仪式，而五色旗、米斗或米桶、七星灯、镜、尺、矩、刀以及绳子则是开坛时较为重要的几件物品。这些物品或许有些指向叛乱意涵，但大多数都与民间信仰相关。劳格文（John Lagerway）对当代台湾道教的研究表明，在当代台湾的道教仪式中，道士们同样会用到镜、剑、尺、矩等物，而丁荷生（Kenneth Dean）以自己的福建研究证实：相似的物品在福建的仪式中也有所使用。
道教仪式中所用法器。宝剑、木斗、矩尺，这些法器同样也在天地会的开坛仪式中使用
此外，在开坛过程中，祭坛上供奉的神祗也与民间信仰所信仰的神祗相同。天地会除了会供奉其创始人万提喜（万云龙）之外，也会请上观音、土地神。1813年的一份供词表明，天地会的会众甚至还会将太上老君的牌位置于天地会开坛仪式的中央，两旁则是写有紫薇三官名号和“天、地、洪”三个字的牌位。一些道教术语也在天地会的仪式中出现。例如，道教所谓的“代天兴化”、“替天行道”以及“天运”。天地会的开坛仪式不但会供奉诸神的牌位，有时也会请神上身或显露神通。天地会会众李老五曾供认：“伊师洪万和现在福建造铜窖山，甚有法术，不用刀剑，只有一碗法水，喷得人死。并有火球，一见火光，即可烧死多人”。在开坛入会之后，会众也会收到一些符箓，这些符箓有的是为了互助，有的是为了在荒年保得安全。例如一份供词称：“将来兵起时，把那头一道符贴在大门上，就知是同教人，便不杀戮。第二道符画在一尺六寸布上缠头，第三腰牌式样一个，将来起事，打一银牌挂在腰间以为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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