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

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养养了，就变成了羊，

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啦，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啦。

——活着

慈祥顺着她的花白的头发一直梳进她的皱纹里。但当她拈起筷子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额头上刹那间沟渠纵横，蛇一般的青筋蜿蜒在太阳穴的两侧，鼻翕耸动，仿佛周围的空气都难以填满一般。筷子像鹭鸶的长嘴一样一次次的伸进她面前快要溢出来的肉碗里，将沐浴在肥油中的五花肉迅速叼起来，精准地填进嘴里。坐在她的对面，目光追随着这块巨大的五花肉通过她残缺不全的门牙，一直深入黑洞洞的喉咙里，你似乎能够看到她的小舌在愉悦的抖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肉食心奋不已。

吃饭，对王桂珍来说，更像是一种虔诚的信仰，或是一种神秘的仪式，用来激起她年近七十的身体里涌动的那些许的活力。当你看着她枯瘠的喉咙随着食物的下咽而欢快的上下起伏时，当你看着她眼中那种夹杂着专注和欣喜的难以言喻的光芒，当你听着咀嚼食物的声音如此刺耳地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老城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里传出来时，你很难不相信这是一种神迹。

在这间小屋子里，神迹处处闪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画像一起被悬挂在一面墙壁上，共同接受冉冉升起的檀香和供盘里点心瓜果的供奉。而在它的对面，一幅巨大的年画占据了墙壁的三分之二。画面上，一个看起来不足三岁的胖娃娃在咧嘴微笑，而他微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奇珍异宝聚拢在他的身旁——除了珍珠、元宝等等千年以来就惹人垂涎的珍宝外，在一个古雅的香炉中，还盛放着一叠叠印着毛泽东头像的百元大钞，而被娃娃紧紧搂在怀里的，是一条大得令人吃惊的红色鲤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象征着永不匮乏的食物（连年有余）。

如果不是王桂珍身边环绕着几位穿着入时的孙辈，置身其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之感。其中一个年轻人在吃饭时将一块肉掉在了桌上，这一不经意的举动深深的冒犯了王桂珍的时空，她将筷子从肉碗里战略性地撤退出来，将桌上的肉夹起，戳进表情错愕的年轻人的碗里：

“把它吃了！”

1 活着

愤怒与错愕的表情在饭桌上凝成了一种沉寂的气氛。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王桂珍愤怒的原因，在当代中国年轻的一代看来，王桂珍的行为不过是重复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古老道德训诫——珍惜粮食。食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物质资料。当然，通过请客的排场和付账时的大方来夸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又另当别论。

201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关于食物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众多观众的口涎中迅速蹿红，年轻一代正是热捧这部纪录片的主力军。在年轻人看来，《舌尖上的中国》是一道华丽的视觉盛宴，全国各地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轮番让眼睛品尝，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秀色可餐。当然，它也是一个丰饶的寓言，无论是陕西黄土坡上的农民，还是云南深林中的山民，每一个脸上都显露出饱足的神色，似乎食物总是俯拾皆是，取之不尽。

王桂珍也看过这部纪录片，但和她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很难引起她的共鸣。

“里面那些吃食，除了那个黄馍馍，简直想都不敢想。”“不就是个蘑菇吗？一下雨树底下一大片，怎么卖得这么贵？”“为了个吃，折腾这么半天……”

王桂珍的“批判”，与其说是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不如说是对食物的一种固执的情感。吃饭，对王桂珍和她们那一代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为了“活着”。

“活着”是一个包含着复杂情感的主题，对王桂珍和她的同龄人来说，尤为如此。王桂珍出生于1945年，这是一个推断出的年份，按照王桂珍自己的表述，她是“抗战胜利”的那年（有时也被表述为“打跑日本鬼子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然时间似乎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流放了，留下的真空被一系列的“政治时间”所填补。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被用作时间的刻度。就像1945年被替换为“抗战胜利”的那年一样，“解放”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1949年10月1日之前和之后被简单的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从1950-1960年被划分为“刚解放那会儿（解放初）”、“镇反”、“反右”、“大跃进”和“节粮度荒”时期。国、家、人就以这种微妙的方式被联接在了一起，政治形势的每一次变动都嵌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只有理解了这种时间观念，才能理解王桂珍们的“活着”的意义。“解放前”是一段艰难活着的岁月，被称为“旧社会”，很多时候还要加上“万恶的”这三个字来进行修饰。在“万恶的旧社会”，贫苦大众饱受资本家、地主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永无翻身之日，唯一的光明和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王桂珍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1949年时她不过四岁，但少小年纪已经体会到黎明前黑暗的时刻。王桂珍清晰地记得在解放军攻进北京前的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她的母亲开门时是如何被一具“倒伏”吓到，急急忙忙地捂住王桂珍的眼睛，将她领进屋子，但是透过母亲的指缝，她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灰色、臃肿的怪物趴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从一个勉强可以称作袖子的窟窿里伸出几根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这个说不上骇人的景象永远的刻在了王桂珍的脑子里，以致很多年后，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当她发现吃的杂合面馒头中夹着灰色的败絮时，她把嘴里的食物全吐了出来，当然也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

在共产党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平面粉价格上涨了4500倍。货币变得一钱不值。已有五十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或是去了解放区，或是到北方避难。工业生产已经基本停顿。基本原因是由于围困造成的粮食短缺，一个工人每月配给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天。许多人不得不吃过去用作家畜饲料或肥料的豆饼充饥。可能是由于缺乏维生素，最终使成年人患上夜盲症，孩子永久的失明，有时甚至导致眼球破裂。

北平最终和平解放，但在上海的张璧如却从食物中嗅到了迫近的战火气息。她那年已经十岁，却像成人一般学会了同飞速上涨的米价进行赛跑。同时还要躲避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们在弄堂里大肆劫掠。“我父母之所以让我去抢购，是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子身体小，很容易从人堆里钻过去。”但她的父母显然没有想到，人小也意味着力气小，同样也容易被周围的大人挤出来。有一次，她终于抢到了半袋面，兴冲冲地跑回家，却发现袋子不知何时被人捅了一个窟窿。当她沿着路回去找时，发现已经有好几个乞丐在争抢她洒在地上的米，其中一个最多只有五六岁大，但已经敢于和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撕打。他一面扯着另一个乞丐的头发，一面将混着泥水的生米连续不断地揉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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