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的主席钟德清对来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阐述了卫星公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具体理想，这个公社因1958年的一个夏天收获四千多万斤粮食而蜚声全国：“说粮食，公社打的粮食自给吃不清；说猪肉，每人一年平均二百斤，怎么也吃不完。”欢乐的气氛像投入水池的石头一样激起一圈圈涟漪，向全国扩散。人民公社如雨后的蘑菇一样迅速生长起来，而公社的核心就是许诺将永远散发着肉香的公共食堂。每到吃饭时间，这些公共食堂的锅碗瓢盆便一齐奏响共产主义的颂歌。

“那时候，就连北京的胡同里都成立了公共食堂，一个月有好几次吃红烧肉”王桂珍很有些兴奋的说：“食堂大师傅会变着法的做，就像竞赛一样。没有人想过哪儿来的这么多肉。”

肉当然来自猪身上。1959年，这种为人类做出巨大牺牲的动物得到了最高规格的表彰。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在这一年10月31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中将猪升为六畜之首，“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此时的猪，已经被塑造为近乎神话般的形象，它既然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那么它的形象也应当在寓意喜庆吉祥的年画中占据一席之地。人们用“肥猪拱门”来形容福气降临，用“肥猪满圈”来表示丰饶富足。民众对丰饶和幸福的想象创造出五十年代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山一样大的猪。为了加强效果，还会让一个绿豆大的人骑在它的背上。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

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

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就像歌谣里所传唱的那样，为了使美好的理想能够走下年画，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就必须像弗兰肯斯坦医生一样，敢于进行各式各样激进的实验。

其中一项实验得力于伟大的中苏友谊之下的文化交流。古怪的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生，他不承认遗传学，而相信遗传特性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像水稻通过杂交培育优良品种一样，牲畜自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增产的需要。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建议农民将母猪与公牛杂交，以期宣传画中像牛一样大的猪可以变为现实。这个建议虽然充满善意的理想主义，但显然没有考虑到牛的感受，也没有考虑到猪的感情，许多牲畜因此致残。

最具黑色幽默效果也实行最广的计划可能就是“牛奶注射猪”这个古怪的实验。它诞生于“赶英超美”这个充满悖论的口号最流行的1958年。而这项计划的来源正是脱胎于报纸上刊载的一则美国奇闻：一个美国人，因为小时喝牛奶太急，冲进食管，导致甲状腺破裂，所以生长失控，年方三十，体重就已超过1400磅。吉林省的一位叫王德山的兽医这则奇闻启发下开始了他伟大的实验——往猪的甲状腺里注射牛奶。根据他的实验数据，这样处理的猪每天至少多长二斤肉。

在《人民日报》的推波助澜下，这个方法迅速在辽宁、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乃至四川、云南实施。捷报频传，猪增肥的斤数，从最初的二斤，到河北的二斤半，再到浙江的三斤，一路飙升到四川的四斤，而在有些公社里则报告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十斤。

理想的激情过后，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牛奶注射猪的实验在湖南仅仅实行两年，就成功地将60万头猪提前送入了天堂——当然，这还包括其它各种各样荒唐的原因。大规模的实验工程最终都如荒谬的黑色喜剧般草草收场。当帷幕落下，观众们惊讶的发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残破萧索的舞台。无论是作为居于食物链高端的人，还是处在食物链低端的猪，都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困难的现实。

尽管从生物学上讲，猪没有任何社会组织，但在恶劣的条件下，一种尊卑秩序还是被这些牲畜自发的建立起来。弱小者必须牺牲自己为强大的同类让道。猪在饿死前会展现出自然界最残忍的一面——同类相食，北京红星公社的牲畜死亡率达到45%，其中占死亡绝大多数的是那些羸弱的小猪，它们的死亡原因是成为了那些强大同类口中的食物。

弱肉强食这种动物的蛮性，再一次上升为人类的公理，这条公理最先侵蚀的就是家庭结构。当年只有八岁的丁巧儿因为母亲患了肾结石，而父亲病重在床，不得不代替家长去食堂打饭。没有人因为她仅仅是个孩子而对她有所怜惜。刘巧儿在大人的队伍里被推来搡去一个小时，才能打到一碗照得见人影的薄粥，作为全家的口粮。尽管为全家领饭的是巧儿，但她的父母还是会把她和妹妹的食物拿走给她的兄弟吃。在她的父母看来，女孩儿是可以舍弃的累赘，她们不能干活补贴家计、挣得工分又少，只能浪费家中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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