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时代。但，什么样的新时代？

情势并不必然如此。二十五年前，苏联的解体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而且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进入黄金时代。看上去，俄罗斯人满怀热情地拥抱了资本主义和民主。在令人震惊的程度上，俄罗斯城市西方化了。空架子和一本正经的宣传让位给了富裕和炫目的广告。

和一些人害怕的正相反，1991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导致很多地区冲突转变成代理人战争的金钱和军火的流动干涸了，世界显然更加和平。美国的经济学家急着向俄罗斯政治家提供建议，跨国公司则忙着去俄罗斯投资。

让我们回溯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1991年，想象一下三个或多或少（与今天）有同等可能性的“未来”。首先，想象那年8月份，强硬派推动的政变更好地被执行，苏维埃因此得到了维持。其次，想象苏联制度遭遇更暴力的解体，种族和区域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导致了基辛格不时警告的“超级南斯拉夫”问题。最后，想象一种永久幸福的历史——俄罗斯的经济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上繁荣，并且达到亚洲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说，俄罗斯本来可能被冻结，可能被瓦解，也可能步入繁荣。1991年，没人知道这三种未来中哪一个会成为现实。而事实上，我们没实现其中任何一个。俄罗斯保留了1991年以后建立的民主体制，但是法治并没有在那儿扎根，而且在普京的统治下，一个专制的民族主义政府，已经在无情镇压反对和批评的意见上建立起来。尽管存在离心力——最明显的是在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联邦还是被粘在了一起。然而，其经济表现远不如预期。1992年至2016年，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复合增长率只有1.5％。相比之下，印度和中国的同期数字则为5.1%和8.9%。

今天，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依据购买力平价得出的估算结果，俄罗斯经济在全球总量中仅占3%。美国占16%，中国则占18%。按当前的美元价值计算，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7%，而英国的经济体量则是它的两倍。

此外，俄罗斯经济对出口化石燃料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依赖程度令人震惊。根据“经济复杂度观察”（the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的数据，俄罗斯出口总值的近三分之二是石油（占63％）。这个国家经济的相对疲软，由于2014年以来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急剧下降，以及美国和欧盟在其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后实施的制裁，更加恶化了。

应该责怪普京吗？

对于最近俄罗斯和美国关系急剧的恶化，谁应当承担责任？这种情势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四年前，巴拉克•奥巴马嘲笑米特•罗姆尼，因为后者把俄罗斯描述为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对手”。直到目前，奥巴马的观点仍然是俄罗斯很虚弱，而不是很强大。正如他于三月份对《大西洋月刊》的杰弗里•戈德伯格（Jeffrey Goldberg）说的那样，“普京对于我们眼中的同伴地位和与我们一起工作，一直很感兴趣，因为他也不是非常愚蠢。他清楚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整体地位明显削弱了。而他入侵克里米亚或试图支持巴沙尔•阿萨德不会突然就让他能和我们同台竞技。”他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更进一步，称俄罗斯是“一个更小的国家…… 一个更弱的国家”，不能生产“任何人们想买的东西”。

然而，这个腔调和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3月时的截然不同。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与谢尔盖•拉夫罗夫象征性地按下了两国关系的“重置”键。（恰当地说，正如后来显现的那样，俄罗斯对这个“重置键”的翻译被美国国务院“拼错了”，以致对其过度解读。）但这次“重置”也不全是失败。一年后，美国和俄罗斯就削减核武器库达成了一致协议，也就是所谓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译者：the New START deal，“new start”字面恰好是“新的开始”，与“重置”近义，一语双关。）

那么，到底哪儿出错了？一个回答是普京自己出了问题。我自己也写了一些属于“责备普京”文学的东西，因此我不打算原谅这位俄罗斯总统。我对他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语气记忆犹新，和我当时写的一样，他“对《教父》中的麦克尔•柯里昂做了惊人的模仿——一种极为含蓄的威胁”。

尽管如此，牢记普京在那个场合到底说了什么很重要。在主要针对会议室里的欧洲人的言论中，他警告说，一个“单极世界”——也就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将证明“不仅对这个体系内的其他所有国家，而且对美国本身也是有害的”。美国“过分使用武力”，普京说，“这令世界陷入永久冲突的深渊”。那个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都称不上是美国军事干预的正面宣传，（因此）这些话有一定的分量，德国人听起来尤为如此。

将近10年过去了，即使是普京恶意的批评，我们也真应该好好思考一番，想一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关系恶化的过程中，我们干了些什么。俄罗斯认为部分责任应归咎于西方的越界，这一点值得更严肃的，而不是像惯常那样的（轻蔑）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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