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怀柔政策，就是一种温和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当中国处于实力优势地位时，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仍持较为高度的慎重态度，总体上执行一种以防御为主的和平的对外政策。对周边执行“厚往薄来”的怀柔政策，适度向周边国家进行利益倾斜，以安抚周边国家、保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确列出十五不征之国，告诫他的子孙后代，只要这些国家不来打我们，我们就不要去打他们。这样一种对外政策，不以中国榨取其他国家的利益为特征，有助于古代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大国对自身行为进行高度克制的外交政策，其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随着时间的延长，大国的怀柔政策有一个效果越变越差的过程。造成效果逐渐变差的原因，不在于大国的和平意愿不够清晰，不够坚定，也不是因为周边国家对大国的和平意愿出现了错误认知，不相信大国的和平意愿。导致怀柔政策效果变差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对和平意愿的广泛深入有效的宣示，带来的后果是大国战略威慑力的逐渐降低；二是当周边国家认识到“大国的和平意愿是真实的”之后，他们认为大国有很强的不愿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这时，可能会产生一种通过机会主义行为获取利益的动机。其在行为上的表现，是对大国的骚扰或利益上的蚕食变得更加频繁。如果大国对这些侵扰和蚕食其利益的行为不做出明确的回应，如果这些侵扰和蚕食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行为就可能逐步升级、加剧，甚至达到明目张胆的程度。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大国简单地放弃温和的外交政策，转而从总体上执行一种较为强硬的对外政策，也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弊端。强硬政策的主要弊端在于，会使安全领域的竞争激化，从而导致一些并不希望发生的冲突，或使某些不重要的冲突升级，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对外无差别地执行强硬政策，会把一些国家不必要地推向自身的对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形成自我包围的后果，从而导致战略上的孤立。这样的局面，对于崛起国来说更加需要加以避免。
从根本上说，这涉及的是外交中软硬两手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不仅过度强硬和过度温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仅仅是长期无弹性地偏于强硬或偏于温和都会产生一定问题。长期没有弹性地执行强硬政策或者温和政策可能都不可取。在这个方面，连续执行强硬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以及连续执行温和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后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刚柔相济，不同的手段相互比较有效地配套。从总体上说，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自身已有的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利益。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何时更“坚定”，何时更温和，需要通过连续一致的政策，让外界形成较为清晰的预期，从而在长期内对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引导作用。信号上的不清晰会鼓励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导致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此外，在中国外交中，需要关注外交战略转换的方式与时机。外交本质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博弈，在国家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每一策略的有效性是相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策略而言的。策略的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个国家会根据对方采取的策略，进一步对自身的策略进行调整和优化，因此没有抽象意义上的最优战略。在一个阶段成功的策略，不一定在其他阶段能获得成功；对这个国家有效的策略，在处理与另一国家关系时可能是无效的策略。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对其性质和行为方式进行判断，进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
比如，我们在一定时期内与一些国家交往过程，执行的“合作共赢”外交政策，要获得最大的效果依赖于一个前提：对方也想共赢，而不是对方想“赢者通吃”，不是试图机会主义地利用我方合作的意图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对方的思路是“赢者通吃”，或者是试图通过削弱对手来提高自身的相对地位，或者只是一种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显示自身的善意而特意采取的许多单方面合作性质的举动，其价值和效果就值得怀疑。
从这样一种国家动态博弈的视角出发，对于“战略机遇期”的存在性和性质也要进行新的思考和界定。“战略机遇期”的提法本身意味着机会是短暂的，因此需要加以充分地珍惜和利用。另外，机遇期不能通过假定而存在，它的存在需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即使同样是在“机遇期”，在其早期、中期和末期它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从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运用。如果运用不当，“机遇期”产生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对我们有利。由于国际体系的复杂动态性质，对于机遇期我们不宜有僵化的认识，机遇期本身可长可短，经常处于变化之中。而且机遇不是只有一次。过了这一机遇期，以后也可能会出现新的机遇期。
从根本上说，我们外交战略选择的持续性，内在地要求其内涵具有一定的丰富性，需要有一套有效的组合性质的应对方式，对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具有适应性。对于国际体系中各类行为体行为方式需要有大体符合实际的判断和预期。不能不适当地假设他国有太高的善意，不能忽视他国的机会主义，同时对这些机会主义的做法需要有效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努力把握住国际交往中根本性的环节和因素，把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外交经验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较为准确和切合实际的长期定位，并通过资源和手段的配合以及持久不懈的努力，逐渐实现这样一个定位，在各国博弈的复杂动态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国人民对中国外交的总体追求和期许，这也许是中国外交较为根本的“哲学”。
文/周方银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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