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自主之梦与中日俄英美的五国竞逐
1863年，朝鲜哲宗李昪薨逝，由兴宣君第二子李熙入嗣翼宗，是为高宗。兴宣君李昰应封为“大院君”，代为理政。为了打破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大院君倚重弱势派系、李氏宗亲与武官们，并撤废全国书院，限制两班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稍稍缓解了朝鲜军政之弊。为了加强王权，大院君强力推行“卫正斥邪”政策，大肆搜捕东学党与天主教信徒，并坚持锁国，拒绝开港，还成功击退法国、美国船舰，更在全国各地立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斥和碑，以示其锁国决心。由此可知，大院君的“卫正斥邪”与锁国政策实为一体两面，即巩固朝鲜原有的“事大交邻体制”，确保朝鲜自主之权力。然而，高宗亲政后，不满大院君专断独裁，欲夺回王权，遂反对“卫正斥邪”政策，并重用王妃闵氏一族，暗中削弱大院君的权势。
当时，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内政外交为之一变。日本对马藩按惯例向朝鲜通告日本王政复古之事，但朝鲜却因日本书契不符合过去文书定式，竟拒绝受理。日本君臣感觉受辱，愤然商讨“征韩论”的可行性。为此，日本派出军舰探查朝鲜海岸，并炮击江华岛，要求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确定朝鲜为自主之邦，间接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的正当性，埋下破坏中朝宗藩关系的潜在威胁。除了日本强行缔约外，朝鲜北边还有俄国虎视眈眈，而英国为了对抗俄国，也有北上朝鲜之虞，朝鲜只能依靠清帝国。由于伊犁危机，清帝国注意到俄国的威胁，决定由防日转为联日抗俄，所以才有黄遵宪“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朝鲜策略》的基调虽是亲中联日美，却引发朝鲜儒生们的抗议，而日本对朝鲜的威胁也日益严重，逐渐引起中国的戒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鲜乱兵火烧日本公使馆，遂在《济物浦条约》允许日本在使馆驻军的权力，给了日本干预朝鲜的机会。为了稳定朝鲜政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支持闵氏戚族执政，软禁大院君，并希望朝鲜与美国签订商约，借以引入美国势力，避免日本独占朝鲜，制衡俄国南下之忧，还可以让欧美列强互相牵制，达成均势状态，中朝宗藩关系也可以相对强化，逐渐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因此，在李鸿章示意下，朝鲜全面开放门户，未料却让朝鲜沦为欧美列强竞争的肥肉。
朝鲜开国后，清政府发现“属邦自主”的宗藩惯例，无法得到欧美各国的认同，并与《国际法》的“属国外交限制权”互相矛盾，让朝鲜外交成为传统天下秩序与国际法秩序原理并存的“两截体制”。为了解决“两截体制”衍生的种种问题，北洋大臣李鸿章欲改变宗藩体制的惯例，将“宗藩关系”实体化，让日本、欧美各国承认中朝宗藩关系的合理性，达到列强均势、保护朝鲜的目的。但事与愿违，中国越想加强中朝宗藩关系，反而让朝鲜越倾向自主，试图脱离宗藩体制。再加上欧美各国传入的新式知识，使年轻官员如金玉均、洪英植、朴永孝等人主张联日排中，挣脱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于是这些人趁着中法战争之际，发起“甲申政变”，杀死事大派重要人物如闵台镐等人，另组新政府，并径自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在清军反击下，“甲申政变”很快被平息，事大派重夺政权，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
金玉均等人发动政变的原因，主要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煽动，使朝鲜国内反日情绪大涨，中日关系极为紧张，日本不得不采取“军事退却、外交进攻”的政策。为了稳定朝鲜政局，李鸿章同意释回大院君李昰应，牵制闵氏戚族，提升事大党的力量。以朝鲜王妃闵妃为首的闵氏戚族担心大院君报复，又担心中日冲突将危害朝鲜利益，所以接受朝鲜总海关税务司兼外交顾问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联俄拒清”的建议，遣人与俄国秘密谈判陆路通商问题，初步确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基本内容。清政府很快得到朝鲜准备联俄的风声，问责朝鲜政府。为了掩人耳目，穆麟德代为穿针引线，与俄国驻日公使戴维道夫（Davidov）于1885年2月14日在东京秘密签订《第一次朝俄密约》。朝鲜求俄国保护、签订密约的消息很快引起列强的警觉。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约》的刺激，李鸿章决定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避免朝鲜投向俄国怀抱。日本、英国亦深感不安。日本担心俄国趁机侵夺朝鲜，届时日本将丧失控制东北亚的门户之钥；英国则担心俄国远东舰队悄然南下印度洋，使英国在阿富汗的军队陷入被俄军南北夹杀的窘境，于是派船舰强行占领朝鲜的巨文岛（Port Hamilton），防止俄国远东舰队南下支援，是为“巨文岛事件”。日本对英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冲突相当焦虑，担心俄国乘势夺取朝鲜，但“甲申政变”让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大减，遂以默认中朝宗藩关系为前提，鼓动北洋大臣李鸿章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由此可知，“巨文岛事件”是围绕朝鲜各种矛盾更加激化的标志，象征朝鲜已成为东亚国际政治斗争的漩涡。为了阻止朝鲜与俄国私下联系，李鸿章几乎全盘接受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的建议，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与金允植，并任命袁世凯担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将松散的宗藩关系转成《国际法》承认的宗属关系。
李鸿章的朝鲜政策虽能切中时弊，却未顾及朝鲜本身的情况，不但轻忽了闵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鲜长期党派倾轧的问题，更因其主张联英拒俄，未能积极交涉“巨文岛事件”，使朝鲜怀疑清政府欲以朝鲜为筹码，以飨列强。尤其是释回大院君之事，等于激化朝鲜内部斗争，使朝鲜君臣不信任清政府，对中朝宗藩关系实害多利少。最后，在中国长达两年的交涉下，英国同意退出巨文岛，俄国也承诺“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占领朝鲜领土”，并承认中朝宗藩关系，以实现俄国在朝鲜的最大利益。由此可知，“甲申政变”突显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竞争，让朝鲜心生警惕，欲联俄制华，避免卷入中日两国的纷争，而“巨文岛事件”即代表英国对俄国插手朝鲜的抗议，暴露了清政府的实力不足，使朝鲜顿生轻视之心，甚至认为朝鲜与其指望清政府保护，还不如依靠美国更为妥当。
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在，虽能缓解列强对朝鲜的进逼，但清政府却发现朝鲜竟暗中接触俄美等国，使清政府势必进一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也反映出中朝宗藩关系必须走向实体化的趋势，否则将重蹈丢失琉球与越南的覆辙。然而，李鸿章的策略却弄巧成拙，反而让闵氏戚族投靠俄国，再加上商务委员袁世凯对朝鲜政府的高压政策，动辄威吓胁迫，朝鲜君臣不堪受辱，试图“引俄斥华”，遂有《第二次朝俄密约》之事。清政府对朝俄联盟之事极为重视，不惜整军备俄，也要保全朝鲜，商务委员袁世凯更大胆建议罢黜高宗，另立新王，但因李鸿章担心引发日本与俄国的联手反击，破坏朝鲜均势局面，此议遂息，而朝俄联盟与《第二次朝俄密约》也在朝俄两国双双否认下，不了了之。不过，李鸿章重新调整策略，不再干涉朝鲜宫廷纷争，加强控制朝鲜经济，并延续“以夷制夷”的方针，采取联俄制日、联英制俄的政策，尽量排除俄国、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可见在日、俄、英三国互相掣肘的情况下，清政府才能勉强维持其宗主权。
经过一连串的风波后，朝鲜君臣不得不重新审视中朝宗藩关系，似乎放弃自主的意图，约束亲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员，但这些亲中的作为只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使其放松戒备。袁世凯不疑有他，以为朝鲜君臣已心服口服，不再存有异志。殊不知，朝鲜君臣的谦恭态度，不过是假象而已。事实上，袁世凯的高压手段，让朝鲜反华意识日趋强烈，逐渐形成中朝对立的局面，并遣使赴华，指控袁世凯在朝鲜的种种劣行，试图让清政府调走袁世凯。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仍继续留任商务委员，让朝鲜君臣倍感压力。朝鲜自知力量不足，却有计划地破坏事大礼仪，如朴定阳违制问题，赵大妃丧礼问题等，皆利用《国际法》挑战中朝宗藩关系的合法性，模糊了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削弱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加速了中朝宗藩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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