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独立到日韩并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开战不久后，日本很快用武力控制朝鲜政府，强迫朝鲜废除《中朝水陆通商章程》，并缔结《日韩攻守盟约》，防范朝鲜寻求俄国保护。为了彻底掌控朝鲜，日本公使大鸟圭介扶植开化党人，并起用大院君李昰应，借以驱退闵氏外戚势力。在日本的干涉下，朝鲜仿照近代国家的内阁组织，由金弘集担任总理大臣，并根据日本的建议，制定新法，先后颁布了200多条法令，称为“甲午更张”。金弘集内阁的改革措施，看似推动朝鲜近代化，实则强化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而大院君与开化党互相倾轧，让金弘集内阁陷入困境，无法推展政务。所谓的“甲午更张”只是纸上谈兵。
在日本的压迫下，高宗李熙遣使赴华，暗中求援，希望联中制日。因此，大鸟公使认为，控制朝鲜的首要之务就是切断中朝宗藩关系，借以弱化朝鲜的王权，于是要求朝鲜废除一切宗藩惯例，还派遣专使，前往欧美各国，宣布朝鲜独立之事，并向朝鲜高宗提议建元称帝，改易王室尊号，宣示朝鲜国王与清朝皇帝平起平坐，消除“从属中国”的名分隐喻。朝鲜君臣皆惊骇不应。随著清军节节败退，朝鲜君臣失去最后希望，只好勉强同意日本的要求，于是在1895年1月7日，朝鲜高宗颁布《洪范十四条》，作为朝鲜自主的基本大法，并率李氏宗亲、文武百官誓告宗庙，向欧美各国宣告朝鲜独立。
甲午战后，清政府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象征中国力量退出朝鲜半岛，也失去了东亚的领导地位。朝鲜王妃闵氏认清甲午战后的东北亚新格局，认为朝鲜必须依靠俄国，掣肘日本，于是积极拉拢俄国。朝鲜的亲俄行动，让日本大为紧张，决定除去闵妃。新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暗中指使日本浪人闯入景福宫，疯狂斩杀闵妃及多名宫女，称为“乙未事变”。“乙未事变”引起朝鲜君臣的愤怒，也让日本受到国际舆论的指责，反日情绪日益升高，俄国驻朝公使韦贝更要求日本必须调查真相、审判罪人。为了免除日本的责任，三浦公使强迫高宗下诏罢黜闵妃，又将废后诏书照会各国公使馆，更造谣闵妃未死的谣言，彻底否认“乙未事变”的责任。日本公使的行径，让朝鲜民众相当愤怒，甚至自组义兵，主张为闵妃报仇，到处攻击日军与亲日官员。
俄国公使韦贝利用朝鲜反日之势，调俄兵入汉城，准备收容高宗，使俄国能混水摸鱼，趁机插足朝鲜半岛。1896年2月11日，朝鲜高宗逃出王宫，躲入俄国公使馆，是为“俄馆播迁”。在俄国的保护下，高宗下令逮捕亲日派官员，亲日派官员多被杀或逃亡日本，亲俄派官员重掌大权，并在独立协会的鼓动下，高宗李熙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改年号为“光武”，向世界各国证明朝鲜是独立之国。
“俄馆播迁”的发生，让俄国在朝鲜的力量大为扩张，不但打乱了日本在朝鲜的布局，朝鲜的亲日派势力几乎被连根拔除，也让日俄两国不得不正面对决，殖民竞争更趋激烈。为了不让日俄冲突尖锐化，日俄两国多次谈判，协调日俄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先后签署了《小村– 韦贝协定》、《山县– 罗巴洛夫协定》及《西– 罗先协定》，显示日本完全摆脱了“乙未事变”造成的被动局面，并与俄国瓜分朝鲜利权，逐步培养亲日势力，进而控制朝鲜人事权、财政收支、借贷国债、架设电线等利权。
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可说是日俄两国在东北亚的决战。日本大胜俄国后，与俄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俄国势力退出朝鲜半岛，并承认日本拥有大韩帝国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为了避免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高宗李熙派遣密使，向欧美各国求援，希望各国出面斡旋，确保大韩帝国的独立。对此，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建议收回大韩帝国的外交权，断其对外求援之路，避免欧美各国干预，于是强迫大韩帝国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
日本特派大使伊藤博文谒见高宗时，主张大韩帝国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但仍有附庸性的独立，并指出日本为了朝鲜，不惜与中国、俄国开战，才保全了大韩帝国，所以大韩帝国外交权应由日本政府代理，才能巩固日韩两国的关系。伊藤博文高宗李熙请求保留遣使的形式，希望通融。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也反驳伊藤博文的说法，指出一旦接受《第二次日韩协约》，大韩帝国失去独立的名实，国家地位甚至比朝鲜时代的“属邦”还低。伊藤博文无视韩国君臣的哀求，并指出大韩帝国根本没有独立的实力，必须由日本代理韩国的外交权，这样日本会保证大韩帝国的内政自治权与皇室尊严。无力反抗的高宗只好忍痛签订《第二次日韩协约》，但日本并未就此满足，很快又因“海牙密使事件”，逼迫高宗退位为太上皇，由皇太子李坧即位，并要求大韩帝国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日本全面控制韩国内政外交。眼见国将不国，朝鲜志士安重根愤然刺杀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举国震惊，国内主张合并韩国一派占据上风，于是1910年8月22日，韩国统监寺内正毅迫使纯宗李坧签订《日韩并合条约》，正式宣告大韩帝国并入大日本帝国，并另成立朝鲜总督府，至此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属地，作为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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