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格局下的朝鲜半岛问题

追溯近代东亚历史的发展，可知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不只涉及中日两国的竞争与国力消长，也是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崩溃后如何重建新秩序的缩影。在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渗入下，亚洲诸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无不剧变，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及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彻底瓦解，只好接受欧美国际法体系的条约观、主权概念及其民族国家体制。为了摆脱欧美殖民帝国的压迫，东亚诸国先后有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亚洲等尝试，欲重建亚洲诸国新秩序，最后却以失败告终。直到今日，亚洲诸国仍在后冷战的框架内进行博弈，试着夺回话语权，或利用民族主义削弱欧美国家对本国的政经势力，却始终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为亚洲诸国的安定和平埋下了隐患。

北朝鲜凭借其地缘政治与核武器的优势，要求中、美、日三国让利

二战后的朝鲜半岛同样无法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个势力范围，各自被美国与苏联操控。正是复杂的东亚地缘政治和美苏冷战环境，再加上北朝鲜的威胁与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韩国只能利用过去19世纪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与平衡外交的历史经验，想办法在周边国家及美苏大国的夹缝里寻求生存之道。为了防御苏联与北朝鲜的军事力量，韩国必须仰赖美国力量，与之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设法培植国力，保持弹性的外交空间，尽量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避免被卷入美苏两国的冷战冲突，并在美国的压力下，利用《国际法》，尽可能维护国家利权，保持韩国各方面的独立性，避免随时被美国当作棋子牺牲的命运。

由于韩美军事同盟是建立在朝韩分裂基础之上，使韩国不得不仰赖美国的保护，而韩国经济也必须靠美国的扶持，承担驻韩美军的庞大支出。即使韩国内部斗争不断，但“亲美抗朝”的策略是韩国建立以来一直奉行的外交原则，并没有因为政府领导人的更替或韩国民众的反美运动而有所改变。苏联崩溃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也随之结束。北朝鲜因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下子就失去了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大量援助，但北朝鲜却凭借其地缘政治与核武器的优势，要求中、美、日三国让利。在此过程中，中、美、日三国形成某种默契，合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从这点来看，朝鲜半岛的南北韩政权仍在二元对抗的框架内，仍未走出冷战格局。正因为北朝鲜拥核的风险，让韩美军事同盟不但没有结束，反而超出了朝鲜半岛的攻守范畴，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美国的保护下，韩国的军事压力相对较小，积极产业升级，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变为信息高科技型产业为主的经济大国，并发挥小国外交的优势，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尤其在个别议题上，韩国不再受限于“亲美抗朝”策略，并尽可能在不冲击美韩双边关系的前提下，与日本、中国、俄罗斯进行对话，低调维护本国利益。

在南北韩互相竞争的情形下，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都不愿意看到南北韩冲突或和平统一，否则美国势力将退出亚洲，亚洲权力格局也会失去平衡。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势必完成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对周边诸国的市场、资源、土地、劳动力也会逐渐增加需求，而“一带一路”政策就是要重新定位中国未来战略发展，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亚洲整体发展相联系。这样一来，中国利益之所在，必然与以美国为主的亚洲诸国秩序有所冲突，原本东亚权力格局必须重新调整，所以有东海海洋天然气资源开发之争，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僵持不下等问题。除了资源开发与贸易谈判等“商战”之外，美国与东亚诸国军事协定的合作与对抗问题，更容易触发中国与周边诸国的长期矛盾，“萨德危机”即是一例。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积极思考小国外交的特征及其面临的种种困难，尽量维持均势局面，消除亚洲诸国的不安，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特别是在当前多边外交新形势下，中国有必要更多倚重小国的支持，并超越民族主义，尊重亚洲诸国的文化差异，进而建构一个包容多元文化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4月刊，作者：尤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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