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屯垦戍边的传统
中国古代的屯垦戍边传统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就在河套地区驻守了大量军屯，向边疆大规模移民数十万人。这是中国作为统一国家历史上首次进行移民实边和屯垦戍边的活动。
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进行屯垦戍边则始于西汉。在此之后汉、唐、明、清历代都十分重视屯垦戍边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汉族作为新疆十三个世居民族当中最早在新疆定居的民族，在新疆建设和发展史上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汪建兵（2003）指出中国古代屯垦戍边传统的连续性和历史性：西域（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汉代起就并入中国版图，之后虽有暂时分裂，但并不能改变统一的主流。自秦汉时代开始，历朝历代经过反复探索和实践，都把实行屯垦戍边作为发展西域（新疆）的有效方式，使得屯垦戍边事业代代相传绵延不绝。自西汉时起，新疆屯垦已逾2000余年。2000余年的屯垦实践使新疆积累了丰富的屯垦戍边经验，形成了相当的屯垦戍边规模，并为在新疆实行新的更高的屯垦实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2、汉代的西域治理与屯垦戍边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在西域（新疆）的屯垦戍边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
自西汉对西域地区实施有效统治后，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了建立军屯、进行屯垦戍边的重要性。汉文帝时期，晁错上《募民实边疏》、《守边劝农疏》，富有卓识地提出了发展军屯进行耕战的思想，当即被文帝所采纳。汉宣帝时期，名将赵充国上《屯田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有“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得到了宣帝的采纳。此后，东汉和曹魏也继承了西汉的军屯制度，在三国时期曹魏对乌桓、西羌的战争中，军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见于史料的汉朝在西域最早的军屯是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的眩雷屯田：“汉元封中……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 ”而汉朝在天山以南的第一个军屯则是轮台、渠犁屯田，公元前101年，“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这里的“田卒”指那些从事农垦的军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军屯规模较小，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为出使外国的往来使节提供补给。
汉代所设西域都护府
汉朝在西域屯垦戍边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郑吉。公元前68年，汉遣侍郎郑吉率兵“屯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至秋收谷……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 ”，此后汉朝开始在车师屯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成立，郑吉为西域都护，这标志着这西域36国的统一并一道接受汉朝的管辖。这一事件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它是新疆列入中国版图的标志。
在西域屯垦戍边的实践中，汉代开创了军屯的许多功能。如姑墨（在今阿克苏一带）屯田，是为了应对乌孙内乱的临时性军屯，属于应急措施。又如东汉时期的疏勒屯田：班超攻下姑墨，上疏称“臣见莎车、疏勒田地广肥，草木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汉章帝便“驰（通“弛”）刑及义从前人就超以屯田”，释放部分刑事罪犯交给班超进行屯垦 。李开华（2009）认为，姑墨屯田和疏勒屯田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前者犹如今天的反恐震慑，后者则是犯屯（罪犯垦戍）的雏形 。
西汉在西域屯垦达113年，东汉则达到128年，合计241年，其地域分布广、持续时间久，遍及天山南北，对西域统一和中国对西域的治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汉代，军屯还具有保障丝绸之路繁荣的作用，巩固并加强了内地与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联系。
3、唐代的西域治理与屯垦戍边
经过五胡乱华的长期动乱，随着隋唐的大一统，西域的屯垦戍边事业的进程得到了极大发展。唐朝政府借鉴了汉朝西域屯田的经验，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唐代所设安西都护府
贞观十四年（公元636年），唐攻占高昌国。贞观十八年（公元640年），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屯垦事务。太宗不顾魏征、诸遂良等人的反对，将西域州县化，“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 。”此后唐朝在于阗、疏勒、龟兹、焉耆修筑城堡、建立军镇，被称为“安西四镇”。随着西域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安西四镇的范围也有所变化，中间碎叶、焉耆发生过短暂的交替变换，王小甫教授（1991）认为，这种交替是唐蕃在西域争夺霸权的结果，同时他认为《旧唐书》中太宗置四镇的记载不可信 。安西四镇是在建立安西都护府和西域州县化后逐步建立，而非一蹴而就的。
安西四镇中，史料最丰富的是于阗。孟宪实（2012）通过对于阗军镇的相关史料做了整理和分析得出结论，他指出安西都护府及其军镇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军镇于阗在军政体制上发生了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他认为，安西都护府脱胎于原有的羁縻府州制度，而于阗镇守军与安西四镇节度使是新的军镇系统，其在军镇化的过程中，安西四镇节度使做大，使军镇体制后来居上，从权力上控制并支配了原来的羁縻体制 。孟宪实认为，边疆地区的军镇化存在体制性的因素，是长期驻军制带来的必然后果，而西域正经历着整个唐朝都在经历的过程。因此，如何避免军屯的军镇化、尾大不掉，就成了后世政策制定者开展屯垦戍边活动的一个重大问题。
除都护府和军镇外，羁縻府州和陇右道也在唐代西域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明伟（2001）认为，羁縻州府、陇右道和安西都护府是唐朝西北边疆政策的三个支点，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缺一不可 。在行政上，西域州县附属于陇右道管辖，陇右道作为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的后盾，成为与之呼应的抵御吐蕃和大食的第二道屏障。
羁縻府州也并非是虚设遥领而缺少实际意义。钟银梅（2006）对唐代羁縻府州制度作了比较详尽的评述，她认为羁縻府州制度是唐代西北边疆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成功地把握了适时适地、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宗旨，后世的册封朝贡制度和土司制度是对唐代羁縻制度的延续，它对于今天的民族政策也有借鉴意义 。钟银梅认为羁縻制度在西北和西南边疆实行过程中的区别体现了因素而治，对西南地区的蛮、獠等弱小的从事农耕经济的民族，主要以招弭怀抚的手段，不动武力，依靠当地酋长进行羁縻。对西北地区强大好战的游牧民族则是武力征服在前，设羁縻府州并派重兵防守在后。她还指出，唐统治者对西域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给予了充分考虑，在统治方式上也作了不同的选择和不断的变动。例如，在西域地区设安西、北庭都护府统领诸多羁縻府州县，但在地处吐鲁番盆地、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水平高于其他民族地区且军事地理位置重要的原高昌国所在地区则设西州，直属中央管辖。
安西都护府的创立和军镇的庇护，为唐朝在西域的屯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以军镇为单位进行屯垦戍边的过程中，唐朝发展出南疆的焉省、龟兹(库车地区)、疏勒(喀什地区)，北疆的伊州(哈密地区)、西州(吐鲁番地区)、庭州(吉木萨尔一带)以及中亚的碎叶(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及伊犁河谷等七大垦区。除此之外，各州、县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屯田基地。唐朝西域屯垦地区东起巴里坤、西至楚河畔、南到昆仑山、北到准噶尔，在巅峰时期军民总人数达到五万人，开垦田地50万亩，在人数、土地面积上都是空前的。
公元755年，唐朝中原地区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唐朝便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吐蕃趁机攻占河西走廊，使从事新疆屯军孤守长达二十八年年之久，随着吐蕃军攻占西州及整个西域后，唐代在西域的屯垦事业悲壮地结束了。
领导汉族同胞反抗吐蕃凌虐的民族英雄张议潮
唐朝对西域边疆的重视程度是极高的，这从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可以看出。所谓“欲收之，必先优待之”。荣新江、文欣（2012）认为，安西都护府在唐朝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内地府州是平等的，并常常与后者并列出现 。在国家政策上，唐政府做到了对西域地区的公平对待，有时还采取倾斜性的扶持政策。他们指出，这种平等的政策使唐朝的“边界”西移了。在初唐，“西域”主要还是指敦煌以西的地区，和从汉到隋“西域”一词的经典含义一致。唐太宗改置西州之后，“西域”则仅指西州即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唐蕃在安西四镇地区的争夺，直至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收复四镇，则造成“西域”一词词义的继续西移，从此直至晚唐，“西域”都特指帕米尔以西的地区。这种词义变化的背后，是唐朝在西北边陲统治方式的深刻转变，这是唐朝屯垦戍边军民在开拓边疆方面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卓越历史贡献。
唐代在西域的屯田始于630年，止于791年，前后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其屯田的显著特点是以军屯为主，点多、线长、面广。第一是有军就有屯，各地无论驻军多少，大至守卫城镇的成千上万的卫戍部队，小至烽火台、骚站、哨所的三人、五人都要经营屯田。他们是人人开荒、个个种地，亦兵亦农，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