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盘踞于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 IS）武装攻势迅猛，一度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们在占领区大肆屠杀战俘和拒绝改变信仰的异教徒，迫使约50 万人逃离家园。8 月14 日，联合国将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的紧急程度提升至最高级，并启动50 年来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经过数月权衡与犹豫，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美军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极端武装进行空中打击，并于9 月10 日公布打击“伊斯兰国”的综合战略。美军2011 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被认为是奥巴马调整美国对外战略的标志性举措。时隔四年，美国又武力介入伊拉克内战，说明伊拉克局势的快速恶化，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
“伊斯兰国”突起的诱因
2010 年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接掌反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后, 将其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2013 年，巴格达迪武装宣布与叙利亚逊尼派反政府极端组织“胜利阵线”合并，自称“伊拉克与大叙利亚（沙姆）伊斯兰国”（ISIS），也被西方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 （ISIL）。2014 年6 月29 日，在攻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伊斯兰教的最高统治者），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宣称此政权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地位。该组织拥有约三万名核心武装人员，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跨境的逊尼派政教合一国家。截至2014 年9 月，这股“伊斯兰国”武装已经占领叙伊两国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近400 万人口。从“伊斯兰国”的缘起、发展和壮大历程可见，其直接诱因是美军占领伊拉克、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政府对局势的失控。
一、美军的占领与撤离
2003 年5 月，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在伊拉克重建了以民族、部族和教派划界和分权的政治制度。由于以逊尼派为主的前复兴社会党骨干大都被排除在重建进程之外，逊尼派的政治地位急剧衰落, 与什叶派的对立情绪飙升。从2004 年开始，不满伊拉克新政府和美军占领的逊尼派极端组织发起的针对美军和平民的恐怖袭击不断发生，造成大量伤亡，安全局势失控。此后，美国力促伊拉克当局增加选举的代表性和透明度，改变以教派和民族划分阵营的现象，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逊尼派在政府中的地位，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伊拉克实现了各个族群的代表在政府组建过程中的和平竞争。
然而，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改变什叶派选民占绝大多数的现实和什叶派领导人独揽大权的冲动，两派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教派冲突不断。究其原因，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在美国主导建立的多元民主制下，地方政府和部落领袖各自为政，甚至拥兵自重。教派身份日益成为难以跨越的政治鸿沟，各种矛盾公开化有了制度保障与合法渠道。当矛盾激化、诉诸武力时，虚弱的中央政府又无力制止，一旦美国全面撤军，恐怖组织利用教派纷争迅速复活。美国耗时八年时间打造的“民主橱窗”展示的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
此外，美军撤出伊拉克在速度和数量上都有些操之过急，留给伊拉克政府的安全过渡期不足。2011 年，驻伊拉克美军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曾建议，把驻军人数从4.5 万削减至1.4万至1.8 万之间，以确保“最基本的反恐需要”和对伊朗的震慑。但奥巴马仅同意留下3 至4 千名美军士兵向伊军提供安保和培训。最后，由于担心议会和民众抗议，马利基多次拒绝签署让留驻军人享有司法豁免权的“驻伊美军地位协议”，使得美军全部撤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阿莫斯上将认为，如果没有过快撤军，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伊拉克内战；共和党人也批评奥巴马政府，认为白宫令所有美国作战部队2011 年底从伊拉克撤出的决策，促使逊尼派一部分人感觉美国无法再对马利基政府施压以解决自己的困境，只好投入“ISIS”的怀抱。
二、伊拉克政府政策错误与叙利亚内战爆发
2010 年，伊拉克依据新的选举法举行大选。什叶派总理马利基连任后不仅拒绝履行组阁时的分权承诺，还在2011 年底指控属于逊尼派的副总统哈希米参与和指挥恐怖活动，对其进行追捕和起诉，受到牵连的还有财政部长伊萨维和副总理穆特拉等逊尼派高官，致使他们逃至库尔德自治邦寻求避难，酿成“哈希米案”。2007—2011 年，曾与美国和伊政府军共同打击“基地”组织被视为教派和解与国家稳定象征的逊尼派自治组织“觉醒委员会”及其下属武装“伊拉克之子”，在2011 年后也被马利基政府不断边缘化，部分成员遭到逮捕。
2012 年以后，由于对马利基政府的失望和不满，逊尼派领导人组织各种抗议活动，伊拉克西北部逊尼派聚居区的民众对前身为“基地”组织分支的“伊拉克伊斯兰国”开始持接受态度。2013 年12 月30 日，伊拉克安全部队与逊尼派示威者及部族武装发生冲突，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在逊尼派聚居区民心尽失。2014 年1 月1 日，逊尼派部族武装开始接管拉马迪和费卢杰等城市，但大批巴格达迪武装分子趁乱闯入这些城市，攻占警察局、释放囚犯，同政府军爆发激烈冲突。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三四年前，‘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只是一支被击溃的武装力量。可惜，马利基政府没能抛开教派意识、抓住大好机会建立一个和谐的伊拉克。”
巴格达迪武装虽产生于伊拉克，但叙利亚内战给了其壮大的机会。叙利亚与伊拉克原本同宗同族，两国边境地区逊尼派部落跨境相连。2011年，中东多个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独裁专制、呼吁民主改革。叙利亚反对派也举行示威活动，提出言论自由、政治改革和治理腐败的诉求。抗议遭到什叶派的巴沙尔·阿萨德政府的武力镇压，导致反对派开始武装反抗，叙利亚内战爆发。由此，长期在极权政体压制下的教派矛盾浮出水面，由自由派发起的反政府起义演变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厮杀，最终诱发了伊拉克内乱。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共有来自至少50 个国家的数万名外国参战者进入叙利亚境内，反政府阵营变得鱼龙混杂，各类极端宗教团体混迹其中。继而不同反对派之间由于信仰、利益、目标的差异开始内部斗争和厮杀, 极端势力壮大，最初期望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比较温和的“自由军”反而被边缘化。在叙利亚众多反对派武装中，“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胜利阵线”被认为是最训练有素、信仰虔诚和战绩突出的一支力量。来自伊拉克的巴格达迪武装宣称与之合并后，借助其影响迅速膨胀，吸引了更多来自境外的“圣战者”。虽然“胜利阵线”后因“伊斯兰国”人员过于残忍而与之分道扬镳，但后者已有能力杀回伊拉克境内攻城略地。
“伊斯兰国”的祸根所在
尽管“伊斯兰国”历史很短、规模有限，但其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除了直接的诱因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宗教与历史根源。
一、教派矛盾的恶果
在约为16 亿人口的全球穆斯林世界，逊尼派占总数的85％，什叶派约占15％。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只有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巴林和黎巴嫩，而逊尼派则在从摩洛哥到印尼的四十多个国家占有数量优势。
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歧最早始于公元七世纪对真主使者穆罕默德继承人的争夺，进而发展为对教义和伊斯兰法的分歧。逊尼派将什叶派蔑称为“萨菲人”（Safawis，背叛者）和“拉菲扎”（rafidha，否定回教真义者）。而伊朗、伊拉克官员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形容逊尼对手为“塔克菲利”（takfiris，变节者）。这种彼此妖魔化的做法过去几十年不断升级。
在伊拉克总人口中什叶派占54.5%，库尔德族、阿拉伯族逊尼派各占20% 左右。萨达姆的倒台使什叶派形成了从黎巴嫩、叙利亚到伊拉克、伊朗的彼此相连的弧形地带，它们可以在控制波斯湾石油资源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互为依托、相互支援。对于中东逊尼派来说，虽然伊拉克的什叶派“变天”已无法逆转, 但始于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让逊尼原教旨派系在多国得势，特别是叙利亚什叶派危局让逊尼派海湾国家看到了挽救颓势的机遇。它们明里暗里尽一切可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欲置阿萨德政府于死地。据报道，叙利亚反对派的资金主要来自沙特和科威特；而伊朗则公开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给阿萨德政府并帮助训练和武装来自各国的什叶派民兵打击反政府武装。[2]
2013 年5 月31 日，卡塔尔大学神学教授尤素夫·盖尔达维（Yusufal-Qaradawi）在多哈的一次集会演说中呼吁：“任何有能力、受过战斗训练的人必须去那里，我呼吁穆斯林去那里支持他们的叙利亚兄弟。”现年87 岁的盖尔达维撰写过一百多本宗教书籍，其主持的宗教节目有数千万观众，堪称逊尼派的“教皇”。由于盖尔达维在逊尼派穆斯林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他的讲话随即引发海湾国家一系列高级神职人员呼吁对叙利亚什叶派政府进行“圣战”的表态。就连时任埃及总统穆尔西也在开罗的一次集会上挥舞叙利亚反对派旗帜，谴责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
在什叶派方面，除了伊朗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派人帮助阿萨德政权外，伊拉克、也门、阿富汗和印度的什叶派穆斯林也以保护什叶派圣殿名义来到叙利亚支持政府武装。流亡伊朗的阿富汗什叶派难民由伊朗组织起来加入叙利亚内战的阿萨德一方，报复逊尼派外国“圣战者”十多年前逼迫他们逃离阿富汗的行为。
二、国家认同的缺失
比教派矛盾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阿拉伯民族国家认同感的缺失。“认同”是对于“我是谁”的回答，是在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的交往中所发现的差异、特征及其归属感。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3]
从16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中东大部分地区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两国殖民者依据自身利益将前帝国在中东北非的属地划分为不同国家，造成国家边境对民族、教派聚居区域的不合理切割。比如库尔德人聚居区被分别划给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个国家。国内同质性低的先天不足，加上统治者为克服这种不足而长期实行高压统治，使这个地区许多国家长期未能衍生出国家身份认同。而同一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新旧民族都已经发展为国家，而在中东情形则相反：国家还在寻找民族”。[4]
与内部同质性低一样，国家间同质性过高同样妨碍国家认同的建立。在大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占主体的国家多达23 个；伊斯兰教起源和发展于该地区，穆斯林在人口数量上又占绝对优势。这种民族、宗教同质化的现象，造成中东地区国家间又表现出一种“大家庭”特色。在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竞争中，国家认同处于劣势。在穆斯林内部，由于什叶派与逊尼派严重对立，宗教认同又具体表现为教派认同。教派跨国界分布的特征，使中东地区许多的政治、部族和宗教领导人可以向本国疆域之外的同教派民众寻求或输出支持。
二战以后，新兴的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确曾试图建构各自的国家身份。20 世纪70—80 年代，随着官僚机构的完善和石油贸易的兴旺，中东国家大都实行相对稳定的独裁统治和某种程度的经济现代化变革。然而自90年代至今，历经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专制统治者纷纷倒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原教旨伊斯兰思想和极端恐怖力量迅速发展，本就脆弱的国家认同又被宗教认同所取代。
人口结构年轻化的状况和对专制统治的不满也促成了这种认同倒退。据联合国2010 年数据，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人口的中位年龄[5] 分别是18、21、24 岁；2009 年，中东和北非国家15—24 岁人口失业率达到23% 和24%。他们对国家独立和经济变革没有什么印象，亲身经历的是失业和种种社会弊端。在同独裁统治作斗争的“阿拉伯之春”中，他们获得了新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他们的世界观主要来自本教派教义，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首先是部族和教派，而不是国家。具体到伊拉克的教派斗争，逊尼派被边缘化破碎了他们作为伊拉克人的意识。“伊斯兰国”正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在人们震惊“伊斯兰国”残暴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为逊尼派民众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目的感。
“伊斯兰国”的挑战
“伊斯兰国”实力的壮大和地域的扩展，不仅对当地民众生命财产带来灾难，也对地区安全和全球稳定构成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挑战。
首先，“伊斯兰国”所制造的乱局有导致伊叙两国国家分裂和索马里化的风险。“伊斯兰国”武装所引发的教派厮杀和种族清洗有可能导致伊拉克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什叶派控制南部和东部地区，库尔德人占领北部地区，逊尼派统治西部地区。美国中东问题专家瑞恩·克洛克（RyanCrocker）将它们称为：什叶斯坦、库尔德斯坦和圣战斯坦。目前，在“伊斯兰国”控制区，管理者提供水电、支付工资，控制交通，经营面包房、银行，管理学校、法院和清真寺；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已经利用政府军败退扩大了他们所控制的伊拉克科尔库克富油区范围，并将新占区域的油管接入自己的供油系统并通过土耳其出口。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副总理塔拉巴尼称：“我们一直表示，不会脱离伊拉克，但伊拉克可能脱离我们。现在看起来正是这种情况。”如果让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伊拉克将不再是伊拉克，叙利亚也将不再是现在的叙利亚, 美国用数千军人生命和上万亿美元代价换来的不是什么中东的民主样板，而是把一个原本统一的伊拉克变得四分五裂。这意味着八年伊拉克战争和美国中东战略的彻底失败，也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其次，“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展可能造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展。2014 年7—8 月间，在巴格达迪宣称建立“伊斯兰国”之后，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该国多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公开表示对“伊斯兰国”的支持。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和“阿布沙耶夫”相继宣布支持并效忠“伊斯兰国”。在英国，支持者在伦敦牛津街分发宣传该极端组织的传单，传单正面印着“新世纪的黎明已经到来”等字样，鼓动人们离开英国，移民到新的“伊斯兰国”。2014 年8 月下旬，曾绑架二百多名女学生的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博科圣地”宣布在该国北部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与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遥相呼应。所以，叙伊边境“伊斯兰国”的示范效应如不尽快消除，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新一波兴起就难以避免，多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将受到威胁。
第三，增加欧美国家遭受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的风险。大批持西方国家护照的穆斯林“圣战者”越境加入“伊斯兰国”武装，经历战争考验，对虐杀行动耳濡目染，练就“圣战者”心态。他们一旦返回各自国家将是巨大隐患，西方国家反恐机构已经将其看成是潜在的“恐怖移民社群”。据美国民间信息机构搜帆组织（Soufan Group）统计，截至2014 年6 月，已经进入叙利亚并有可能加入“伊斯兰国”的西方国家参战者大约有3000人，其中法国籍700 人、英国400 人、德国270 人、澳大利亚和比利时各250 人，美国也有至少70 人。为此，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已将恐怖威胁的等级提高到次最高的“严重”级别，意味着恐怖威胁“极有可能”发生。
最令美国不可接受的是，“伊斯兰国”所占地域有可能成为训练、装备和发起主要是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本土的恐怖袭击基地。如果放任“伊斯兰国”的存在，意味着类似“9·11”事件的风险在奥巴马结束伊阿战争之后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
文/王鸣鸣 《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
注释：
[1] 沙姆（al-Sham）是当地语言，黎凡特（Levant）则是中古法语，同指包括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地中海东岸地区，也被称为“大叙利亚”。参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沙姆地区。（上网时间：
2014 年8 月30 日）
[2] Thomas Hegghammer and Aaron Y.Zelin, “How Syria’s Civil War Became a Holy Crusade,” Foreign Affairs , July 2013.
[3] 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3 期，第5-7 页。
[4] P. R. Kumaraswamy, “Who Am I?: TheIdentity Crisis in the Middle East,”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10, No. 1,March 2006, pp. 64.
[5] 将总人口按照年龄排序后分成两个数量相等的部分，处在分割点上的年龄即中位年龄，反映了人口年龄的分布状况和集中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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