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军人，当年在缅甸原始丛林中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勇敢前进，凭借的就是那满腔的爱国热血。”中国青年军协会前理事长庄穆，于2014年6月3日在台北举办的青年军建军70周年活动中骄傲回首往事。这也是所有亲身走过抗战岁月的青年军世代之集体回忆。
青年军组建于抗战末期，在国共内战中扮演过重要角色。随后这一代人在台湾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与文化发展上扮演了重要的推手。他们至今坚持两岸统一，协会副理事长吴文应告诉《凤凰周刊》“我们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过去想过要反攻大陆，现在则是希望能够和平统一，发扬中华文化与‘国父’思想，但是我们也绝对反对‘台独’。”
青年学子是战力倍增器
1944年，日军倾尽全力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经历了七年苦战的消耗，严重匮乏武器与物资，先后于河南、湖南与广西战场上遭重挫。眼见日军打通了由中国东北到越南的陆上运输线，即将经由贵州打入大后方重庆。
十万火急，中国政府接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的建议，决定以在缅甸反攻中取得大捷的新1军与新6军为模板，仿美军制度建立新式军队。要建立大规模的现代化精锐部队，无法依靠被强征而来，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中国政府感受到了提高军队素质的巨大压力。于是，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被他视为战后建国人才的青年知识精英了。
与那些出于混口饭吃或者被抓壮丁而从军的农民不一样，接受了初中教育程度以上的青年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传统思维主导下，不仅有强烈的国家意识，还能够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战能力。毕竟，通信兵、装甲兵、炮兵、驾驶员等岗位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换装美械的驻印军和远征军因为许多士兵文化程度低，在受训时出现很多障碍，如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和刻度，无法理解弹道抛物线等等。而且熟悉英文的青年军人，在换装了美式装备与接受美式训练后，能更有效地与盟军并肩作战。
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还希望让一股新生的力量能多少治愈军队的沉疴，进而改造整个社会风气和观念。蒋介石在1944年10月召开的动员会议上指出，首先要使社会民众改变过去对于兵役的态度；其次让民众认识到国民党牺牲的精神。
成立于1944年12月的青年军，共有九个师，番号从201师到209师。青年军大致是美械轻步兵师的编制，每师约有11000人。青年军并不在第一批36个美械师名单上，它的装备来自美械师的预备装备，所以其轻武器接近国内美械师水平，但几乎无重武器。当时陆上决战主要靠重炮，这必然影响到青年军的战斗力。
除了从大后方大专院校，以及教育部设在前线的22个临时中学中招募青年学生从军，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也被分配到了青年军部队中担任教官工作。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规定，训练青年军士兵的干部中，十分之五来自前线部队，十分之四来自各军事院校，十分之一来自青年军中的优异表现者。
青年军的待遇不是一般陆军部队能比肩的，官兵薪水是其他常规部队的一倍之多。更重要的是，抗战中后期的中国经济近乎崩溃，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政府特意规定青年军“大体仿照驻印军的标准，实行实物供给制度”。不受物价飞涨的影响，每天的伙食包括半斤肉、半斤鱼、半斤蔬菜与两个鸡蛋。为了防止其他部队中吃空缺的情况发生，美军顾问还时常到青年军的部队去视察食物是否供应到位。
除了军中待遇优渥外，政府还制定细致的优惠政策，如入伍时可领取补偿金、保留学籍、子女弟妹进公立学校免学费、复员后安排工作或继续学业⋯⋯多数部队难以企及的福利制度，非常有效塑造了青年军的战斗力和风纪。
青年们为雪国耻而从军
至1944年年底青年军成立时，响应蒋介石“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参军的青年人数已接近十三万。“7·18”事变以来日军带给中国军民的国耻，是促使众多青年抛弃在大后方的安乐日子，纷纷奔向抗日战场的关键原因。
参加青年军的老兵，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在战场上与日军直接交锋的经验，但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经在沦陷区或者游击区生活过，亲眼见证了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有多么凶残。
典型如来自于山西省与河南省交界处垣曲的张迅学，他老家是中条山上的战略枢纽，中国军队与日军从1938年2月开始就在当地不断进行拉锯战。为了让张迅学生活不受到战火的影响，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手下担任视察员的哥哥，将当时年仅13岁的他带往位于长治的晋绥军干部学校接受训练。张迅学还记得自己被分配到了第2团的儿童连中服务。想起离开垣曲的情况，老人家无奈的对《凤凰周刊》表示：“当年我的老家一共被日本人占领了三次。”
长治在1939年沦陷，张迅学与其他儿童连的孩子们，跟着晋绥军的官兵在山上打了两到三个月的游击。张迅学被父亲带离已经不再安全的晋绥军干部学校，转送到中央政府在山西省平陆县太寨创办的儿童教育所接受小学教育。当日军于1941年发动晋南战役，并将中央军位于中条山的部队全数赶到黄河以南之后，张迅学又被迫跟着儿童教育所流亡到陕西。小学毕业后，老先生考入国立第7中学读书。
对于当年从军经过，张迅学表示：“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的时候我在读初二，我因为从小受了日本人的气，所以就报考了青年军，当时在陕西从军的有一万多名青年，光是国立7中就有80多个人。”
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就读震旦附中的庄穆，表示在沦陷区生活的中国人，如果经过日军岗哨的时候不向侵略者鞠躬的话，对方随时可能用刺刀将他们杀死，从而让人感到莫大的恐惧与羞辱。最后，庄穆与一群不甘接受日本人统治的青年学生离开了上海，投奔重庆，走向了参加抗战的道路。
同时期生活在法租界的汤寅山，也在日军攻击珍珠港，并且将影响力渗透到了租界之后，因为实在无法接受当亡国奴的日子，而独自前往浙江省金华报考教育部设在当地的进修班。随着日军在1942年打下金华，汤寅山跟着学校逃到南平，并在当地考取了位于赣州的国立第19中学。
军校第18期毕业的徐观超，在青年军成立后在202师604团第3营第9连第2排担任排长。年纪稍长的他，曾经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在川军将领王铭章指挥的第41军112师政工宣传队服务。当时在徐州中学读初二的他因亲眼目睹了王铭章牺牲成仁，从国立第1临时中学毕业后报考位于陕西汉中的陆军军官校第1分校，并于1944年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青年军军官。
《凤凰周刊》采访的以上老兵，一致认为参加青年军是为了一雪国耻。
未及上战场成一辈子遗憾
当日军的攻势分别于1945年2月、6月在独山与湘西受挫，随后又同中国军队在豫西、鄂北会战中打得难分难解，青年军的任务由原先保卫大后方，转变成了支持同盟国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反攻。
但日本战败的速度远超过中国政府的预计，多数青年军官兵在胜利来临前无法实现参军打日军的愿望。庄穆当年所隶属的207师汽车团是唯一上过抗日战场的青年军部队。庄穆表示：“我们先是被派到印度接受训练，后来就开着美国十轮大卡车支持孙立人的部队在缅甸战斗。”
庄穆跟随着汽车兵团从密支那开始，一路见证了国军在巴莫与碗町等战场上的胜利。他还目睹了驻印军与远征军的官兵在芒友会师的盛况。庄穆表示参加中印公路的通车典礼是他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我们中国的军人与美国还有英国的军人站在一起，见证了盟军在缅甸的胜利，这是我们国家与美英所共同分享的荣耀。”
两支成立于安徽省六安县的青年军独立631与632团，在大别山游击区遭遇过日军扫荡。当年服务于632团的潘长发指出这两个团的部队主要由安徽本地青年和来自于沦陷区的流亡学生所组成，本要送到印度接受美军教官的训练，因为日军封锁了平汉铁路而一直无法南下。为了避免这些青年学生在行军途中遭遇不必要的牺牲，政府命令这两个团留在大别山就地接受训练。
在日军的封锁下，他们无法如其他青年军部队一样从后方取得美军提供的作战物资，只好继续使用老旧的步枪与敌人周旋。潘长发表示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够躲躲藏藏，最后协助陆军138师收复省会合肥。
对这群怀抱救国理想而参军的青年军官兵而言，抗战的胜利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没有上战场的事实成为了他们一辈子所无法释怀的一段过去。
内战时站在国民党一边
青年军于1946年6月3日完成了复员工作，原本参加军队的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业。1947年春，内战战场吃紧，国民政府再度号召知识青年参加第二期青年军，不少参加第一期青年军的学生重新回到了部队。
在内战中，青年军的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里属于中上等。虽然缺乏重武器，但是战斗意志很顽强。如沈阳守军投降后，207师仍然在战斗，最终还有3000多人分散突围逃回关内。北京和平改编的205师也被认为特别顽固，抗拒改造，甚至还向演讲台上丢手榴弹，最后被提前遣散了。
之所以愿意战斗到底，是因为青年军的官兵绝大多数来自于社会阶层比较高，经济水平相对富裕的家庭，因此把国民政府视为代表中国正统政府的心态也就更为强烈。当年从上海沦陷区奔赴大后方的庄穆先生，就指出他们那群学生中有不少人投奔了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但是来自于商人家庭的他正统观念比较重，所以决定前往重庆加入国民党。
根据张迅学与汤寅山的说法，他们都是抗战期间接受过国民政府照顾的流亡学生，并且因为参加了青年军，得以在日本投降后继续接受深造。回忆起当年政府成立临时中学的情况，张迅学先生指出自己所就读的国立7中是在非常艰困的环境中从无到有兴建起来的，所以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对当时的政府有很高的向心力。而当他于1946年11月在东北复员后，政府又先后安排让他进入长春青年中学与嘉兴青年中学读书，所以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蒋介石与教育部长陈立夫。
此外，不少人在参加青年军前就已加入三青团，或与蒋经国有一定的私人关系。如来自南昌的胡德安，早在他志愿加入208师前就已是青年团在靖安县的储备主任，他自豪地表示蒋经国就是他的直属长官。“蒋经国是没有话讲的好领袖，我曾在他机要秘书办公室登记与他来往的朋友地址与地点。”胡德安告诉《凤凰周刊》。
台湾，青年军一代无处不在
因201师在1949年秋的金门之役中战绩凸显，今日岛内普遍认为青年军对于稳固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统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事实上，许多青年军老兵后来都留在军中，在陆海空三军里有优秀的表现，但他们对台湾的贡献不止是在军事领域。根据抗战末期出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翻译官的黄天才回忆，当年参加青年军的人都是国民政府培育用于建设战后中国的人才，若非日军攻势猛烈，蒋介石绝对舍不得把他们投入战场，所以他们自然而然能够在台湾的各行各业中有所表现。
蒋经国时代崛起的国民党政治精英，许多人便是在抗战期间报名参加青年军。名人除了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外，当过“副总统”的李元簇与“行政院长”的李焕都是来自青年军的老同志。绿营里，作为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的江苏人傅正，也是青年军的一分子。
除了政界外，同样有众多青年军老兵活动于媒体界与教育界。如黄天才先生当过“中央”社的社长。参加过206师的山东人李瞻，则出任过“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为台湾培育了无数的新闻人才，他编写的新闻学书籍至今还被媒体圈视为“圣经”。
甚至在文艺界，不乏青年军出身的名人。2014年5月在新北市去世的诗人周梦蝶，就是参加了第二期青年军的河南人。
张迅学在1965年退役后，在陆军士官学校教授国文。老人家指出青年军的很多老兵还参与了台湾的十大建设工程，他们每一个人都牢记蒋经国“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的精神，把这块小岛从无到有的建设成了一座美丽的宝岛。
“青年军对台湾贡献很大，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军中都有很大的发展，许多的教授与将军都是青年军出来的，因此我也以青年军为荣。”吴文应在接受《凤凰周刊》访问时说。
文／许剑虹（台湾）
本文曾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9期 总第5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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