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罗马作为富强的范本，不仅可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的，更加危险的境地。
上周（10月22日），《罗马人的故事》的作者盐野七生女士首次访华，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她的《罗马人的故事》这套作品的中译本在去年出版之后，赢得了包括王石在内的中国多名企业家的热情推荐，书的销量直线上涨，以至于你在机场书店林林总总、花花绿绿的成功学教本旁边，都能发现这么一套历史著作。此次来华，除了火爆的读者见面会以外，盐野女士还应邀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做了题为“从小城邦到大帝国：为什么古罗马能够成就帝国大业”的主题演讲。一位历史研究者，写了一个消亡已久的帝国故事，不仅博得了如许眼球，还获得了官方研究机构的认可，这多少是件让人惊奇的事情。
王石在为《罗马人的故事》这套书所作的推荐序中，以“为什么是罗马”作为序文的标题。这个带着日文翻译腔的生硬标题其实大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罗马能够成就帝国大业（也是盐野女士在北大演讲的题目），二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了解罗马的历史。第一个问题更多的是历史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则关乎我们对于现实的态度。那篇序文把这两个问题一股脑都回答了。在王石看来，罗马之所以为罗马，是因为其“宽容与开放”的“精神特质”，而此种精神特质，不仅仅对于如他一样的跨国企业管理者有很大的启示，也是当今中国在发展路上大可以学习、借鉴的。从提供了强大和成功的秘方这一层面来看，十五卷本的《罗马人的故事》并列于各式“成功学”作品，似乎也不能算是太出格。
每个人也许都希望从过去中总结经验教训，找到未来的行动纲领。罗马的故事是一套方便的教程教案，因为罗马本身太庞大，也太遥远了。它始终模糊的面貌，对那些希望从历史中学到一课的人们，可能恰恰是一个帮助。在历史上看，“罗马”的拥趸并不少：伊凡大帝把莫斯科称作是“第三罗马”——沙皇（Tsar）一词，其实就是凯撒（Caesar）的俄文形式；希特勒对于罗马的酷爱众所周知，除了他重建柏林，塑造当代罗马城的宏伟计划之外，他还把英格兰称做“当代的迦太基”；当时的英国舆论，在反抗纳粹战时宣言中，却常常把自己称作是“罗马的精神继承者”；即使明智如拿破仑者，也希望在自己的加冕典礼上拷贝查理曼大帝登基时的仪式，除了要带上同样形制的月桂金冠意外，他要求仪式有十二名处女参加——在革命之后的巴黎她们可成了濒危物种。罗马，作为一种带有强烈神秘感的国家荣耀，很容易的就会被野心勃勃的领袖们借用，成为盛世和胜利的标语和口号。（想想墨索里尼的“向罗马进军”吧！）
当然罗马不仅仅是一种目标，它还可以是一系列实现荣耀的手段和方法。在罗马这一课的大批学生中，英国人，或者更确切的说，已逝的大英帝国的贵族管理者们，无疑是最勤奋、最认真一群人。他们接受过古典教育，游历过许多罗马帝国的历史遗迹，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滋养下长大，最后，他们还热爱阅读历史作品——如果当时也有机场书店的话，那么书架上十之八九会是《XXX人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位置，当属爱德华·吉本的不朽之作《罗马帝国的衰亡》。这本英文语言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在当时的许多英国贵族、殖民者看来，也可以被当成《资治通鉴》一样的工具性读本来使用，他们希望在罗马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永不会垮下的大英帝国。
如果说当时一千个英国贵族眼中有一千个罗马，也许稍显过分了些，但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几十个罗马出来。
首先是共和的罗马，高尚，充满英雄气质，现代政体的典范，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爵士在他的《古罗马的面相》一书中就是这么描述的。在哈罗公学就读的年轻的丘吉尔，曾经试图把这本书全文背诵下来，以证明自己其实天赋异禀，并非一个成绩不上不下的平庸之辈。
然后是一个道德严肃、坚韧不拔的罗马，斯多葛学派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道德训律，给许多英国贵族殖民者提供了精神后盾。塞西尔·罗兹，大英帝国南非殖民地的缔造者，喜欢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就像蒋介石沉迷于《曾文正公全集》那样。
当然还有帝制的罗马，在议论“民主”这一制度的优劣的时候，你不时能读到当时的英国人把罗马作为成功的历史样例，证明独裁政体也能取得成功。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的作者，就曾经对凯撒剥夺人民自由之举赞赏有加，看来鸦片枪确实对理智不太有利。
我们也别忘了天主教的罗马，被吉本斥之为迷信、狂热并且腐败，是最终导致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关键——也许在吉本和他的读者的潜意识里，大英帝国因为有新教傍身，起码在这件事上，不会重蹈罗马的覆辙。
不同面相的罗马真是太多了，充盈着当时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计算时间的历法，记录年代的罗马数字，到遍布欧洲的残垣断壁，古董爱好者手上半真半假的工艺品。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虽然存在于不同的时空里面，但是它们好像如影随形。《凯撒传》一书的作者J.A. Froude在书的开头这样写道：“英国人和罗马人，他们在本质上彼此相似。”(The English and the Romans essentially resemble one another.) 这是对罗马的历史想象的极致。
既然罗马人和英国人如此相似，那么他们在建立帝国方面的成功奥秘，必然也有共通之处。布莱斯子爵声称两个帝国都是在“性格”的力量之下建立起来的；查尔斯·卢卡斯爵士则进一步认为，罗马人和英国人都有一种“统治的天赋”；至于所谓“宽容和开放”的“精神特质”的说法，盐野女士也算不上是首创。曾任大英帝国埃及最高长官的克罗墨勋爵（Lord Cromer）就认为，罗马帝国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很快、很有效率的吸收意大利之外的人才为其所用。相比较而言，英国人依然有很强的种族歧视，在扩大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很多做法常常是“毫无必要的排外”。对于克罗墨勋爵而言，帝国管理只要增加了当地人民的参与，很多危机都可以避免，诺大的帝国事业就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在苏格兰都差点公决独立出英国的今天，不知克爵会做何感想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英国殖民者都对罗马抱有相同程度的好感，或者认为英帝国和罗马帝国是历史的双胞胎。一战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对把英帝国和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类比的做法嗤之以鼻，他曾在1921年英联邦帝国会议上对与会者说，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自由，才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原则”。乔治·奥威尔是英帝国的亲历者，也是其最强烈的批判者之一，但是连他都承认，英帝国，相比较罗马帝国而言，显得更加文明和自由。而那位曾经努力背诵罗马历史的丘吉尔，则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认识到，帝国的荣光，其实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他曾以其吉本式的汪洋恣肆的笔法写道：
当我们从瑰丽的理想转向丑陋的现实，不同的观点会油然而生……在征服和统治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空隙，而这空隙中填满了贪婪的商人，不称职的传教士，野心勃勃的士兵，以及说谎成性的投机家，他们搅乱了被统治者的视听，也激发了征服者卑鄙的野心。任何有思想的人看到这些罪恶的迹象，都很难相信通过污秽的道路会到达光明前景的说教。
这段话提醒着我们，把罗马作为富强的范本，不仅可能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的，更加危险的境地。
我想，为何我们今天如此热心于罗马的历史，已是无需多费唇舌的问题。富强这一诱惑，对于在十九世纪晚期被推入现代的中日韩诸国，始终是比民主、科学、自由，来的更真切和强烈。在中国通向富强的曲折征途上，我们不断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成功的范本，大英帝国，法兰西共和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自由资本主义的联邦美国，现在连罗马也进入了这个长长的候选者名单。我们像吃快餐一样了解这些彼此不同，距离遥远，文化殊异的国家的历史，希望从中总结出即时可用的经验教训。可是这种快餐的吃法终究也挤压不出什么营养，而如果他们都让我们失落的话，那我们就干脆推开一切的历史，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历史也不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这种情绪下，最终我们能得到的，无非就是“成王败寇”的霸权逻辑，而不是历史的丰富、岐异、或然和韵律。
罗马的历史，就像其他上述所有文明的历史一样，是一座粗糙、朦胧的高山，攀登者将在上山的途中体会到那山的壮丽。如果我们把历史打磨的太直白，太光滑了，那么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我们将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我们自身。
文/方曌 《东方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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