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新罗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 ——8-9世纪唐朝与新罗关系论

王小甫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99’特别研修奖” （KoreaFoundationFellowship）研究报告

唐朝（618-907AD）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新罗统一则是韩半岛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1]。因此，唐、罗关系是中韩关系史上最为精采的时期之一。同时，中原王朝、半岛政权、东北诸族乃至日本列岛各大势力先后在东亚地区展开角逐，合纵连横，形成了这一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隋、唐两代相继攻伐高句丽尤其是唐、罗连兵相继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对半岛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罗的统一就是这场战争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而统一新罗（668-935AD）的成立又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政治均衡，东亚各种势力间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新的一轮斗争和力量重组。在这一新的政治格局中，唐、罗关系是最重要的轴心之一。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背后，各地区、国家间的相互接近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也在蓬勃发展。以汉字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成熟。所以，研究唐、罗关系也就是探索当时东亚地区关系的一条主线。本文拟择其大端就此略加阐述，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教正。

（一）

实际上，唐初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倔强边徼”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的战略拉动是一个重要原因。

例如，贞观十六年（642），高句丽发生泉盖苏文之乱，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击杀荣留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亳州刺史请因之讨伐高句丽，太宗答以“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不贵，且山东凋瘵，吾未忍言用兵也。”[2]虽然泉盖苏文桀骜不驯，唐太宗还是觉得“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不如“稍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3]。明年六月，太常丞邓素从高句丽出使回来，请增怀远镇戍兵以逼之，太宗回答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4]仍遣使册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显然，唐太宗决非草率从事、穷兵黩武之人。

然而正在这时候，新罗遣使者上书，告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余城，又发兵以守之，与高句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路”，太宗乃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5]但盖苏文已攻取新罗城池，并不听从唐朝命令。尽管如此，太宗君臣仍然十分犹豫，恐怕师出无名、追悔莫及，只有兵部尚书李 主张讨伐。[6]由于“新罗数请援”[7]，唐太宗才决定亲征高句丽。战争开始后，又“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8]直到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在给新罗使者金春秋的敕书中还说：“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非我所贪”[9]。房玄龄临死前对唐太宗说的话更是唐朝统治阶级中官僚士大夫集团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10]

太宗之子为高宗。高宗时期唐朝与高句丽首次发生直接冲突是在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 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金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11]显然，是新罗又一次使唐朝把征辽提上了议事日程。只是由于随后唐、罗联军忙于消灭百济的战事，才使高句丽得以多存活了几年。

唐、罗共灭百济一事尤能看出在当时半岛政治事件中新罗的主动性。如果说高句丽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与唐朝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僻处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应该说是很难同唐朝发生直接冲突的。然而，唐朝被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所拉动，终于派大军两度跨越黄海参与彻底消灭百济的战斗。我做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早在中原王朝介入半岛事务之前，新罗的政治军事力量已经对百济占了压倒优势。

百济最早建都汉江南岸慰礼城，后来由于高句丽军事扩张，被迫南迁都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事在文周王元年（475）。[12]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13]，据研究，这主要是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发生的事[14]。从真兴王诸巡狩碑[15]等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新罗的领土已经囊括了今天的庆尚南·北道、忠清北道、京畿道、江原南·北道和咸镜南道全部以及全罗北道、黄海北道和平安南道的一小部分，[16]这几乎是百济领土的两倍还要多，其中还包括肥沃富饶的洛东江流域（旧伽耶联盟，今大邱至釜山一带）和汉江下游地区。倘无其他顾忌，假以时日，新罗取百济如探囊取物。有鉴于此，百济才被迫与从前的宿敌高句丽连兵，[17]甚至求助于日本的倭国，以求摆脱灭亡的命运。然而百济这一出于求生目的的策略在政治上是短见的，它使自己在东亚战略格局中不自觉地处在了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地位。尤其是在统一中国的隋唐王朝建立起来以后，百济的这种劣势就更加凸现了出来。

对于百济所处形势和所取战略新罗是十分清楚的。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世仇。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18]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动半岛的统一，在东亚地区唯有引起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661-681）曾对这一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19]这也就是我们在史料中见到新罗在其半岛事务中处处拉唐朝一起行动的主要原因。

其实，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伐高句丽，新罗不但自己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贞观十七年（643）还向唐朝告发百济“与高丽和亲同好，谋欲取党项城以决新罗入朝之路”[20]。如我们在两《唐书·东夷百济传》中所见，永徽六年（655），“新罗王金春秋又表称百济与高丽、 兵侵其（指新罗。——引者）北界，已没三十余城。”[21]而唐朝为了使新罗脱离受夹击的危险境地并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22]，消灭百济遂成必然之势。

显庆五年（660），百济被唐、罗联军一举攻灭。后百济旧将福信和僧人道琛据周留城反，并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国，立为王，展开复国运动。唐高宗曾就这种情况敕留镇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新罗王。——引者）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23]可见，刘仁愿、轨等率唐军留守百济故地，完全是应新罗之请。龙朔三年（663）九月，唐、罗联军又在白江口[24]击破百济和增援百济的倭兵，百济终归覆灭。[25]

百济灭亡后，消灭高句丽自然就提上了新罗统一的议事日程。文武王六年（666），“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冬十二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句丽。”[26]八年（668）“秋七月十六日，王行次汉城州，教诸总管往会（唐朝）大军。文颖等遇高句丽兵虵川之原，对战，大破之。九月二十一日，与大军合围平壤。高句丽王先遣泉男产等诣英公请降。”[27]同年“十一月五日，王以所虏高句丽人七千入京。六日，率文武百僚朝谒先祖庙，告曰：祗承先志，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元凶伏罪，国步泰静，敢兹控告，神之听之。”[28]

新罗在受到高句丽、百济乃至日本夹击的不利条件下，紧紧抓住中原王朝这一关键，利用唐与高句丽的紧张关系，拉动其介入半岛事务，先灭百济，再平高句丽；然后又利用唐朝中国人“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29]的和平共存传统意识，一方面对半岛上的唐朝力量进行排挤，另一方面又适时向其求和效忠，使之感到它不像高句丽那样对自己形成威胁，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最终达到了在韩半岛上实现统一的目的。显然，从地区政治或韩半岛的角度来看，唐初的介入不过是新罗精心策划的统一战略的一部分而已。在唐朝、高句丽、百济、新罗四角关系中，新罗后来居上，成了四方角逐中最大的赢家。

（二）

唐朝（618-907AD）与统一新罗（668-935AD）的关系可以开元二十一年（733）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在此以前是冷战阶段，新罗主要忙于半岛内部统一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双方来往较少，只有少数几次朝贡、册封。

还在高句丽灭亡以前，新罗就不断蚕食百济故土，以致唐朝扶持的故百济太子扶余隆不敢就国。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 入唐谢罪。”[30]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新罗的目的很明确：在不招致唐朝大军压境的前提下，南吞百济，北并高句丽，实现半岛统一。结果百济故地多为新罗所占，并设置州郡，疆域也扩展至高句丽南境。唐朝本来对半岛就没有领土野心，因而很容易就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高宗上元三年（676）二月，唐“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31]于是新罗也不再向北拓展，双方关系大致稳定下来。然而，唐、罗相互还抱有戒心，以至开耀元年（681）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卒，唐也没有作应有的举哀活动。

七、八世纪之交，双方的冷冻关系终于被渤海国（698-926）的成立所打破。渤海国兴起后，不仅在唐朝的东北扩展势力，而且向韩半岛开疆拓土，阻碍了统一新罗的发展。唐王朝为了有效地牵制渤海的力量，需要与新罗交好以使渤海两面受敌；而新罗实现统一后，也需要恢复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友好关系，一方面大力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以促进本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与唐朝的盟好同渤海以及日本在政治上进行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当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要求新罗出兵夹击渤海时，新罗便马上做出积极反应。于是，两国关系进入了持续友好、全面发展阶段。

1.政治关系

据《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开元二十一年，“渤海 越海入寇登州。时（新罗王）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入朝留京师，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 。仍加授兴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从此，新罗王一直都兼宁海军使一职。《资治通鉴》卷213，开元二十一年，“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渤海王武艺。（正月）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唐玄宗在给新罗王金兴光的诏书中说：“近又得思兰表，称知卿欲于 江（即大同江。——引者）置戍，既当渤海冲要，又与禄山相望，似有远图，固是长策。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捕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警寇安边，有何不可，处置讫，因使以闻。”[32]对新罗的行动大表欢迎。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渤海，唐将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全部让给了新罗。新罗景德王七年（748），于北境置大谷城等十四郡县，与唐形成了对渤海的夹击之势。

以后，唐朝也还曾向新罗求助。例如，据《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第十·宪德王纪》记载，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遣扬州节度使赵恭征发新罗兵以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新罗宪德王命顺天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万以助。

除军事同盟外，唐、罗双方在这一时期还保持了正常的封贡和使节往来[33]。每次新罗王薨逝，必遣使来华告哀，唐朝皇帝则为之辍朝举哀，并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吊慰，追赠故王官爵，赙赠锦彩等物。同时，新罗国新王登位，也必请加册命，唐朝皇帝则遣使持节赍诏书往新罗册立，加封新罗王官爵，册新王之母为太妃，妻为妃，并赐王以旌节，赐重臣以门戟，赐王、王妃、王太子、重臣以衣物。新罗重视唐之册封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贞元十六年（800），新罗王金俊邕立，唐遣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当韦丹行至郓州时，金俊邕卒，于是唐召韦丹还。到了元和三年，新罗“遣使金力奇来朝。其年七月，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太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而唐朝也满足了他的要求，“令奉归国”[34]。

朝贡与回赐是统一新罗与唐朝中后期交往的重要内容。新罗朝贡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三次。[35]贺正使或贡使来华时，唐皇帝一般宴见于内殿，授以官爵，赐以衣物。来使回国时一般都赍回唐皇帝嘉奖新罗王、盛赞两国友谊的诏书及赐与新罗王、王妃、重臣的礼物。如《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门云：“（开元十二年）五月辛酉，新罗贺正使金武勋还蕃，上降书谓新罗王金兴光曰：‘卿每奉正朔，朝贡阙庭，言念所怀，深可嘉尚。又得所进杂物等，并逾越沧波，跋涉草莽，物既精丽，深表卿心。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诚献，至宜领也。” 甚至在安史乱中，新罗对唐朝的礼节往来也没有停止。至德元载（756），唐玄宗避安禄山之乱幸蜀，新罗使者溯江至成都朝贡。唐玄宗大为感动，御制并书五言诗赐新罗景德王，以“嘉新罗王岁修朝贡，克践礼乐名义”[36]。

新罗所派的贺正使、朝贡使多为宗室大臣乃至王弟王子。完成使命后，他们有的即时回国，有的就留唐作为质子（也称侍子），宿卫于唐[37]。关于质子，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如《册府元龟》卷996外臣部纳质条载：“开元二年（714）二月壬寅，新罗王子金守忠来朝，留宿卫。”唐对新罗质子常予以厚赐，或给予高官厚禄，以安其心。如开元（713—741）时留宿卫的金志蒲被授予太仆卿员外置同正员；元和（806—820）时放宿卫新罗王子金献忠归国，加授试秘书监；开成（836—841）时新罗质子金允夫官为试光禄卿赐紫金鱼袋等。质子在唐遣使至其本国时，常充当副使。《册府元龟》卷996载新罗质子金士信奏言云：“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常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藩，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全唐诗》卷385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诗，称赞新罗质子金少卿充副使归国的光彩，足为唐朝化纳质这一消极手段为加强双方情谊之积极手段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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