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贸活动
唐与新罗的经贸关系基本上可分为政府间利用外交使节来往进行的官方贸易和民间商人进行的私人贸易两种。在新罗统一以前，官方贸易占主要地位，后来随着双方联系的日趋紧密，民间贸易也大大发展了。
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是极为频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九年间，新罗以朝贡、献方物、贺正、表谢等各种名义共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以册封、答赍等名义共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使节往来，总计达160次之多[38]。新罗使团每次赴唐，都带来许多物品，进献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仅给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归国时向新罗国王和王室回赠礼品。唐朝使节到新罗时亦如之。统一新罗成立后，随着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双方往来的主题更多地转移到了经济文化方面，礼品的交换逐渐演变成正常性的官方贸易，交换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增加了。除了奢侈品的交换，政府间也有一些对平民生活产生影响的物品交换。《三国史记》卷10载新罗兴德王三年（828），“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茶叶从此在新罗开始盛行。官方贸易的这类互通有无对两国的经济文化生活是富有意义的。
统一新罗时期，韩、中两国间交通空前发达。《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唐朝的对外交通有七条大道，其中“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这两条道路均可通达新罗。陆路由营州、安东都护府至平壤，最后到达新罗首都庆州；海路则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汉江口或临津江口之长口镇（穴口镇）。不过，陆路遥远，难以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唐与新罗的贸易大都是通过海运进行的。海上交通其实远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出唐与新罗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条。该书卷1云：“按旧例，自明州进发之船，吹着新罗境。又从扬子江进发之船，又着新罗”[39]，从这两个地方出海的船经黑山岛可至今韩国全罗南道的灵岩。同书卷1又云：“登州牟平县唐阳陶村之南边，去县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从此东有新罗国。得好风两三日得到新罗”[40]，这是最为便捷的道路。此外，该书卷4还提到从楚州山阳县和海州也可入海达新罗。而由新罗至唐则可从新罗汉江口的长口镇或南阳湾的唐恩浦起航到山东半岛，也可从灵岩附近经黑山岛至唐定海县或明州。
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民间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降至九世纪，由于两国中央集权的衰落，两国的官方贸易也逐渐衰落了。从840年到899年六十年间，新罗仅向唐派遣使节六次。于是，原来由政府控制的贸易也逐渐转到了私人手里。唐朝考虑到中央的财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这类私人贸易[41]，可见民间贸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当规模。从代宗到宪宗时代，高句丽人李正己、李师道家族割据淄青镇，与新罗、渤海大做生意，“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42]。考虑到河朔藩镇的裕民政策，山东半岛与新罗、渤海的民间贸易必然相当发达。至开成间，淄青节度仍兼押两蕃使，此时唐的中央权力更加削弱，对久有传统的山东半岛与新罗的民间贸易恐也是力不从心，令行而禁不止了。
统一新罗方面，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纵两国贸易的大商人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张保皋。张保皋，《新唐书·东夷新罗传》有附传，《三国史记》亦载其事。保皋本从军于唐，后归新罗为清海大使，与其友郑年平定国内叛乱，立神武王（839）。张保皋不仅官居要职，而且拥有庞大的商业船队。他的船队在新罗、唐、日本三国间进行大宗贸易，还从事客商的运载。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张保皋在山东半岛上的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还拥有寺院和庄田。当时的日本使节、僧侣、留学生、商人往往经过新罗或雇佣新罗商船往来中国。唐朝为了接待众多的新罗商人和侨民，还在山东、江苏沿海各州县设立了勾当新罗押衙所，所内并设有通事，从事翻译。
3.人员往来
新罗人大量涌入唐境是唐、罗关系密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对新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由于唐的对外开放政策及与新罗的友好关系，也由于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众多的新罗学生、僧人、商人、农民、士兵纷纷来唐求学、求法、经商、务农、从军，其中有不少人定居于唐，终老唐土。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唐境，有人统计，至少在唐的七个道（关内、河南、河北、淮南、剑南、山南、江南）的十九个州、府（归义、徐、扬、泗、海、登、密、青、淄、莱、兖、金、台、楚、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有新罗侨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长安和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淮南道的沿海地区。尤其山东半岛、江淮地区的傍海地带和运河两岸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地[43]。
大量新罗侨民的出现是和唐朝宽容的移民政策分不开的。唐《户令》规定：“诸没落外蕃得还及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安置。”[44]另外还规定：“外蕃人投化者复十年”[45]，即可免十年租税和徭役。这样优厚的条件当然使得新罗侨民们乐不思归了。
1）赴唐之新罗留学生
在唐求学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学生最多。他们可分为官派和私慕来华的两类，前者主要就读于唐两京国子监所属各学馆，后者也有散在州县各官学受业的。凡在官学就读的新罗学生，皆享受公费，由唐政府供给粮料，提供宿舍，免除课役，衣食费用由鸿胪寺供给，买书银则由新罗政府发给。新罗学生毕业后可参加宾贡科考试，考中的可任唐官。新罗学生入唐求学之风在九世纪达到了高潮。据《唐会要》卷36附学读书条，开成二年（837），在唐国学中修业的新罗学生有二百一十六名。“开成五年四月，鸿胪寺奏新罗国告哀，质子及年满合归国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送还。”[46]新罗学生考中进士者，据《东文选》卷84崔瀣《送奉使李仲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佑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
这些宾贡进士的归国，使得汉文化在新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大大促进了新罗的文化发展。他们中最著名的当推新罗的大文学家崔致远。崔致远，号孤云（或海云），新罗京城沙梁部人，新罗景文王五年（857）生，家世无考。自小精敏好学，十二岁渡海入唐自费求学。[47]乾符元年（874）于裴瓒榜下及第，时年十八岁。曾游历东都洛阳，寻授宣州溧水尉。乾符末，淮南节度使高骈辟置幕府，专掌文翰。广明元年（880）高骈任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镇压黄巢起义，以致远为巡官达四年之久。后奏除殿中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中和四年（884）充国信使东归，侍宪康王、定康王为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崔致远在唐颇有文名，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著作，主要有《桂苑笔耕》一部二十卷，该书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另外还有骈文《四六集》一卷，其他文集三十卷。
2）赴华之新罗求法僧
统一新罗时期，佛教僧人的大批来华[48]，使得中国的各大佛教宗派纷纷传入新罗。韩半岛的五教九山（五教指律宗、涅 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九山指禅宗分立于九迦智、宝相、桐里、 堀、凤林、狮子、圣住、曦阳、须弥山）除了须弥山开创于高丽王朝初年，其余均开创于新罗时期。在统一新罗赴华僧人中，著名的有义湘、慧超、地藏、无相等人。
义湘于龙朔二年（662）入唐求法，师从终南山至相寺之智俨，参询《华严》义要。咸亨二年（671）归国。义湘与中国华严宗三祖贤首是同学，两人情谊很深。后来贤首的弟子新罗僧胜诠归国，贤首让胜诠将《华严探玄记》等书稿送给义湘。[49]义湘即据此在新罗弘布华严教法，使新罗的华严宗也进入了成熟阶段。由于义湘的积极弘扬和王室对华严宗的支持，义湘门下信徒甚多，一时蔚成一大宗派。新罗的五台山也从此成为以新罗华严宗为核心的佛教圣地，义湘也成为新罗佛教“十圣”之一。
慧超弱冠入唐，约于开元七年（719）前后循海赴印度。问道巡礼十余年后，取道中亚，跨越葱岭，从丝绸之路还至长安。他的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三卷残本在敦煌被发现，记录了南亚次大陆、西亚、中亚的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对该地区的历史地理、当时的中亚国际关系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均有重要价值。慧超还唐后，经过几年休整，于开元二十一年（733）从印度来华密教高僧金刚智研习瑜伽密教，并从事佛经的翻译，最后卒于中国。
地藏本为新罗王族，于开元年间到中国九华山苦行修道。建中（780—783）初，刺史张严奏请朝廷敕赐其寺为“化成寺”，其后新罗僧俗追风渡海投其门下，化成寺一时僧徒济济，俨然一大名刹。唐朝大诗人李白漫游九华山时，曾与地藏相善，据说李白的《地藏菩萨赞》就是对他的赞颂。贞元十年（794），地藏坐灭于本寺，年九十九岁。据《全唐文》卷694费冠卿《九华山化成寺记》载，地藏入寂后，颇多灵应瑞兆，与佛经中地藏菩萨之瑞相相似。于是佛教信徒们把他当作地藏菩萨的化身而加以信仰供奉，九华山从此成为盛大的香火地，名列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地藏在中国影响极大。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后壁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立体群雕中，就有地藏的塑像。
无相，俗姓金，新罗国王第三子，开元十六年（728）来长安，为玄宗召见，敕隶禅定寺，后入蜀谒资州德纯寺智诜（禅宗五祖弘忍弟子）遗迹，并礼唐和尚处寂（智诜弟子）为师，受处寂法印。章仇兼琼镇蜀，请无相开弘禅法，居静众寺。安史乱中，玄宗幸蜀，驻跸成都，迎无相入内殿供养，又命无相规划大圣慈寺。无相还在蜀兴建了菩提寺、宁国寺，在成都化导众生二十余年，宝应元年（762）坐化。禅宗曹洞宗马祖道一投百丈怀海前曾师事无相，其后弘法仍保留了部分无相的法统，可见其在禅宗中的地位和影响。
其余如文登赤山村的新罗法华院内的三十五名僧人全是新罗人，他们中除四名禅僧外，其余全是法华僧。该院的念诵、讲说的仪式，同时兼有新罗和中国的寺院的特点，“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50]
3）新罗坊及来唐从事其他职业的新罗侨民[51]
除了留学生和僧人，还有大量的新罗人来到中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
八至九世纪，在唐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新罗坊。九世纪上半叶来华的日本僧圆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新罗坊的资料。据他记述，扬州、楚州、密州、（包括诸城）、海州（宿城村）、泗州（涟水）、登州（牟平、文登赤山）以及青州等地，都有新罗人居住。他们居住的街巷叫新罗坊，安置他们的旅店叫新罗馆或新罗院，各地并设有管理新罗坊的勾当新罗所，其职员、译员均由新罗人充任。
圆仁于开成三年（838）七月二日到达扬州，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离开扬州，六月七日到登州赤山新罗院，其后往来于楚州与登州之间，到处得到新罗人的帮助，最后于大中元年（847）六月十八日归国，还是“乘楚州新罗坊王可昌船”[52]，由登州出海的。据圆仁的记述，在华的新罗人务农者有之，煮盐者有之，经营私驿者有之，担任水手、导航者有之，造船者亦有之。此外，新罗的商人在山东半岛和江淮地区的水线城镇长途贩运，居间贸易，北起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东到海州涟水，西到徐州，南达楚州、扬州、苏州、明州，形成了新罗人的商业网络[53]。
其他史书中也有关于新罗侨民的记载。如《旧唐书·地理志》归义州条云：“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户一九五，口六二四。归义，在良乡县之古广阳城，州所治也。”据考古工作者分析，现在的山东、河北等省发现不少唐代开采的煤矿遗址，其开采方法部分采用了新罗的技术。这说明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包括归义州在内的新罗侨民中有从事挖煤的工匠。《旧唐书·东夷新罗传》载“元和十一年（816）新罗饥，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唐政府也予以安置。
总之，八、九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到处可以见到新罗人的身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来，为唐、罗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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