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文化交流
唐朝与统一新罗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发达的汉文化对新罗乃至韩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一新罗对汉文化的大力吸收，这一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唐与新罗的文化交流中，除赴唐新罗学生和僧人所起作用外，双方政府间文化交流更直接促进了新罗的发展。史书上记载了大量政府间的文化方面的交往。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王）政明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54]开元十六年（728）新罗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55]。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圣德王兴光卒，唐“遣左赞善大夫邢 摄鸿胪少卿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 将进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僚咸赋诗以送之。上谓 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处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 之副。 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 等金宝及药物等。”[56]此事足可为两国友好往来之佳话。同年四月，邢 再次出使新罗，并把《道德经》等书赠孝成王。此外，新罗政府还每年向唐派遣十名官费留学生，新罗政府供给书费，唐鸿胪寺供给衣粮，修业十年期满始可归国。新罗对归国的留学生加以重用，将身世显赫或学识渊博者分配到王廷的文翰机构，负责撰写外交公文、碑文等，如金仁问、朴居勿、崔贺、崔致远、朴仁范、朴邕、金仁圭、金远、崔慎之等，其余则大多分配到地方任守令。这些都大大刺激了留学生赴唐的积极性，也促进了新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新罗的政治制度是参照中国的制度建立的。至景德王（742—756）时，新罗的国家政治制度已基本完善。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仿唐中书门下设执事省，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全国政务，长官为中侍（后改侍中），其下设六部：兵部、礼部、仓部、位和部（主管官吏品位）、例作部（营建工事）、左右理方府（刑律）；又仿唐之内侍省设内省（后改殿中省），管理大宫、梁宫、沙梁宫三宫王族事务；仿唐御史台设司正府，弹劾官吏。在地方制度方面也建立了州郡制，全国共设九州、一百一十七郡、二百九十三县。景德王时，更改九州名为汉式名字，州、郡、县之官吏名也是都督、太守、县令。
在经济制度方面，新罗仿唐之均田制实行丁田制，仿唐实行租庸调法和户籍制。
新罗还仿唐建立与政治制度结合的教育制度。新罗崇尚中国儒家思想，推崇经学。本来，在新罗占统治地位的是花郎道思想。但随着统一新罗的成立，政府更需要儒学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新罗于682年仿唐设国学，讲授儒学五经三史，设博士助教、大舍，讲授儒学。747年改为太学监。[57]788年仿唐实行科举制，设读书出身科，以儒家之五经三史为考试内容，依学生学业成绩上中下三等，录为各品官员，将以前由武功强弱选拔官吏的制度，改为以博通中国文化深浅来选拔官吏。[58]这自然大大地促进了新罗儒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进步。儒家之敬天、修德、尊贤、正名的政治思想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社会思想也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以后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封建王朝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统一新罗开始没有自己的文字，而采用汉字。682年新罗设国学，788年又设以考试中国儒家五经三史为内容的读书出身科，使汉文书籍更为之流传，促使新罗人民积极学习汉文。但汉文毕竟不是新罗人自己的语言。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创造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族语的方法－－吏读。吏读文字的创制，使新罗人民得以用本族语讲解大量汉文书籍，从而使新罗人学习汉文书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罗在实现统一前就对汉文学十分重视。统一以后，更增加了学习汉文学的热情。如上所述，新罗686年就向武后求文，还派人购买唐人诗文，如 “（张） 下笔辄成，……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59]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集大受新罗商人的欢迎，“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60]汉诗汉文的大量购入，众多入唐留学生的归国，读书出身科的创立，使得汉文文学在新罗得到了极大发展，成为新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罗文学的主体也是散文与诗歌。散文成就最著者为强首与金大问。强首是新罗前期著名的汉文大家，“魁然为一时之杰”[61]。新罗统一前致唐之国书多出于强首之手，文武王曾称赞他说：“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则强首之功，岂可忽也？”[62]金大问赴唐求学回国后，用汉文创有《花郎世记》、《汉山记》、《乐本》、《高僧传》等，是韩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汉文散文作品。
唐代正是五七言诗的繁荣时期。灿烂的唐代诗歌对深受汉文熏陶的新罗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写汉文五七言诗也成了新罗知识阶层表达思想的主要手段，因此，他们这些作品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本中的《月夜》：“月夜南天路，浮云飒飒归。缄书参便去，风急不听回。我国苏教版初中语文网北，他邦地角西。日南无有雁，谁为向北飞？”苏教版初中语文网孤旅的惆怅之情跃然纸上。地藏写于九华山的《送童子下山》也是一首技巧娴熟的七律：“空门寂寞思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屋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茶。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高元裕、金立之、金可纪、金云卿等均有诗收于《全唐诗》中。当然，新罗最重要的诗人则是崔致远。崔致远，前文已述，他千年以来一直被韩国历代学者尊为韩国汉文文学的鼻祖。
此外，统一新罗还广泛地吸收中国的天文、历法、阴阳术数之学，并在科技、乐舞、艺术、工艺、建筑设计等多方面同唐朝进行了广泛的交流。[63]如唐都长安的建设布局，就为新罗都城建设所吸收。
其实，唐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不仅仅是一个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仅有关地区流通体系。实际上，古代东亚与世界文化联系的途径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基础和主干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体系。唐朝与新罗的交通也可以视为伟大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的东向延伸，外部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经由此路传进新罗，再由新罗传到日本。[64]当然，韩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明成就也可以经由此路传进亚洲内陆乃至更远的世界。这些还是较新的课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
（三）
近年学界利用日本国史所记载的使节往来、国书、礼仪等内容，研究唐代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65]。尤其是东亚各国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的所谓“小中华”意识问题[66]，值得进一步讨论。
引起人们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条史料，《续日本纪》卷19《孝谦天皇纪》，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丙寅，副使大伴祢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奏曰：大唐天宝十二载（753）岁在癸巳，正月癸卯朔[67]，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在）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在）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68]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69]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是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70]日本国史的这一记载并不见于中国史籍，其中不少疑点值得深究，[71]甚至其真实性也不无可疑之处。[72]然而这条史料在东邻却被一些学者作为日本国际地位高于新罗的重要证据而广泛引用，因而应当有所辨正：
首先，据《通典》所载大唐开元礼，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贺时，“设诸方客位：三等以上东方南方于东方朝集使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东上；四等以下分方位于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异位。”[73]尽管蕃客等位与蕃国君长的品阶有关，[74]日本未受册封，无等级以寄言，但在唐朝国史《四夷传》中，日本与新罗均被著录在《东夷传》中。[75]所以，元正朝贺时，日本不可能与新罗分别位于东、西两朝列。同样，吐蕃与大食也不可能各分东、西。《续日本纪》的上述记载肯定有误。
其次，两《唐书·突厥传》记载了盛唐朝廷另一次蕃客争长事件，开元“十八年（730），（突骑施）苏禄使至京师，玄宗御丹凤楼设宴。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来预宴，与苏禄使争长。突厥使曰：‘突骑施国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苏禄使曰：‘今日此宴，乃为我设，不合居下。’于是中书门下及百僚议，遂于东西幕下两处分坐，突厥使在东，突骑施使在西。宴讫，厚赉而遣之。”[76]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突厥使者的主张和上述日本使者的主张如出一辙，但唐朝却并不因而厚此薄彼，仍旧一视同仁，东、西分坐。更重要的是，朝廷礼仪之争的解决须经“中书门下及百僚议”。像《续日本纪》所说由殿值将军察言观色随意调换班序，简直如同儿戏，在律令制国家礼仪之邦的唐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再次，所谓“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只能是大和朝廷的一种美梦回味或由“小中华”意识导致的精神自慰。如果说《隋书·东夷倭国传》说：“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反映了韩半岛三国分立时期的对倭关系，那么，降至唐代，由于新罗积极推行统一战略，这种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据《旧唐书·东夷倭国传》记载：“衣服之制，颇类新罗”，“至（贞观）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龙朔三年（663）“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国势受到重挫，而刚刚成立的统一新罗却蒸蒸日上，国势日隆。据研究，唐前期很多日本遣唐使都是在新罗遣使的保护下从唐朝回国的，他们回国时乘坐的不是日本船而是新罗的送使船；日本派遣佛僧有时也用新罗的送使船到唐朝，当时新罗在日、唐交往中起了一种媒介作用，日本只能依靠新罗遣使唐朝。[77]只是从大宝二年（702）第八次遣唐使派遣起，日本才改变了原来的入唐航路，由新罗道改走南岛路。[78]据研究，日本之所以要转换航路，就是想改变旧有的依存新罗的传统体制，直接与唐朝交往，吸取先进文化。[79]据《新唐书·东夷日本传》记载，至肃宗上元（760-761）中，还因“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可见，上述《续日本纪》所载盛唐天宝年间日本使者向唐朝宣称“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显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
总之，如我们的研究所表明，统一新罗与唐朝之关系密切，统一新罗在唐朝廷所受到的尊重，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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