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就与唐朝的关系而言，统一新罗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们注意到，《续日本纪》卷35《光仁天皇纪》宝龟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条曾记载：“往时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发从楚刕到长乐驿，五品舍人宣旨劳问，此时未见拜谢之礼；又，新罗朝贡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赐以迎马，客徒敛辔，马上答谢；但渤海国使，皆悉下马，再拜舞蹈。”[80]研究者认为，同样面对出访国家的礼仪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谢，新罗使臣马上答谢，渤海使臣下马礼拜再三，表现出相互之间不同的外交礼仪规格和地位。[81]渤海是受唐朝羁縻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其国际地位当然无法与统一新罗同日而语。这种状况不仅为日本人所认识，为统一新罗所坚持，而且为唐朝所维护并贯彻于唐、罗关系始终。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82]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有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83]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饱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84]

从表文可以看出，到十世纪末，唐朝和新罗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机要挟，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绝和新罗的抵制。至此，唐朝与统一新罗的亲近密切关系可谓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终了。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关系恐怕并不影响统一新罗形成自己的“小中华”意识。我们从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国成立之初，曾经接受过新罗的册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纪初，日本的对唐外交实际上还是依附于新罗的；而据《新唐书·东夷儋罗传》记载，其国“初附百济，麟德（664-665）中，酋长来朝，从帝至太山，后附新罗”；此外还有与室韦、契丹[85]等中国东北部族的交往。有这些关系，足够新罗营造其“小中华”政治氛围了。这些关系，在我们研究唐罗关系时也应给与适当的考虑。

综观统一新罗时期的唐罗关系，可以清楚的看出，自八世纪恢复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后，双方联系日益密切。随着唐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全面展开，半岛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族文化建设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称之为“君子之国”。同时，新罗侨民也为唐朝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由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以及与唐朝亲密的盟好关系，统一新罗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提高。八、九世纪，以唐罗关系为主干，东亚战略格局实现了有效的制衡，从而使国际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稳定局面。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注 释：

[1] 主要是统一的韩民族从此开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鲜以及半岛三韩和以高句丽为代表的夫余 貊系诸族究其渊源分属两大族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存在檀君和东明两种始祖说。总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参朝鲜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通史》（汉译本）上卷第三章第三节《朝鲜部族的形成》，三联书店，1962年，50-53页。

[2] 《资治通鉴》卷196，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引《通鉴》及正史皆为此本），6181页。

[3] 同上6202页。

[4] 同上卷197，6198页。

[5] 《旧唐书·百济传》，5330页。

[6] 参《新唐书·东夷高丽传》，6188-9页。

[7] 同上，6189页。

[8] 《旧唐书·新罗传》，5335页。

[9]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七》，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国史记》均为此本），1994年，77页。

[10] 《资治通鉴》卷199，6260页。

[11] 同上6287页。

[12] 《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259页。参申滢植《百济史》第三章第3节《百济的成长与发展》，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7年，144页以下。

[13] 参《三国史记》卷34《杂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条，352-4、356-8页；同书卷35《杂志第四·地理二》汉州条，359-63页；同书卷36《杂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条，369-73页。并参《大东舆地全图》，收在元庆烈《大东舆地图研究》，汉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图。

[14] 参李基白《韩国史新论》（汉译本），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47-49页。

[15] 主要是《昌宁碑》、《北汉山碑》、《黄草岭碑》和《磨云岭碑》，见《新罗：真兴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编《新订〈三国遗事〉附录》，9-15页，附于氏编《（增补）三国遗事》，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年。

[16]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页地图。

[17] 参上引李基白《韩国史新论》48-9页。其实百济圣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余）恐怕也和在陆地上受到强烈排挤有关，其意图不外是便于凭借海路联络盟友以抵抗进攻，如后来在“白江口之战”中然。只不过圣王当时百济所遭受的陆上进攻不光来自新罗，还有高句丽，见《三国史记》卷26《百济本纪第四·武宁、圣王》，264-5页。

[18] 参千宽宇《伽耶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44-52页。

[19] 见《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72页。

[20] 《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0页。

[21]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页。

[22] 《资治通鉴》卷200，6329页。

[23] 同注145。

[24]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卷18的记载，当年唐将苏定方伐百济，曾于扶余扶苏山下以白马钓江中蛟龙平息风浪，故江曰白马，韩国人至今称之。汉文史料略作白江。日本史料中称为白村江，未知何故。东邻学界曾有大量论著论及“白村江之战”及其历史作用，其实许多人连什么是白江、白江口以及周留城的具体位置都没有搞清楚（参郑孝云《古代韩日政治交涉史研究》第4章第2节《“白江战斗”的问题点与对外关系》，汉城：学研文化社，1995年，177-85页；森公章《“白村江”以后》，东京：讲谈社，1998年，105页）。仔细研究有关地志的记载，可以肯定，白江（《三国史记》卷7作“白沙”，显为形近致误）或白马江专指锦江中从扶余扶苏山到江景拐弯处这一段；而所谓“白江口”也和“熊津江口”一样，并非指江水的入海口，而是指两段江水的连接处，那里往往有渡口作为分界的标志；扶余丰所据的周留城只能在他屯兵的白江口附近。对“白江口之战”相关问题，本人拟另撰专文考论。

[25] 《旧唐书·东夷百济传》，5332页。

[26]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69页。

[27] 同上，71页。

[28] 同上，71-2页。

[29] 《隋书·东夷传》史臣曰，1829页。

[30] 同上，72页。

[31] 《资治通鉴》卷202，6378-9页。

[32] 《张曲江集》卷5。

[33] 权德永《古代韩中关系史——遣唐使研究》，汉城：一潮阁，1997年。

[34]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8页。

[35] 参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第4章第1节《统一新罗之繁荣与西海》，汉城：三知院，1990年，290-305页。

[36] 《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九·景德王》，104页。

[37] 参上引申滢植《统一新罗史研究》，299页表8。

[38] 见赫治清《历史悠久的中韩交往》，收入《韩国学论文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0页。

[39] （日本）圆仁著，白化文等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135页。

[40] 同上150页。

[41] 见《册府元龟》卷998外臣部互市门，开成元年（836）六月条。

[42] 《旧唐书·李正己传》。

[43] 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活动的考述》，《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期，140页。

[44] 仁井田升《唐令拾遗》238页、682页。

[45] 同上。

[46]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9页。

[47] 《桂苑笔耕》序。

[48] 见黄有福、陈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49] 参上引《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151页。

[5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190页。

[51] 参金文经《唐代之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汉城：日新社，1986年。

[52] 同上512页。

[53] 《唐代新罗侨民在华活动的考述》，148页。

[54] 《旧唐书·东夷新罗传》，5336页。

[55] 同上，5337页。

[56] 同上。

[57] 、《增补文献备考》卷207。

[58] 《三国史记》卷10。

[59] 《新唐书·张 传》。

[60] 《旧唐书·白居易传》。

[61] 《三国史记》卷46强首条。

[62] 同上。

[63] 参蒋菲菲、王小甫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50-4页。

[64] 参拙文《也谈所谓“黑貂之路”——古代东北亚与使节文化联系之我见》，收入《中韩日文化交流与互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韩国全南大学亚太区域研究所，1ademeao年12月，4-14页。

[65] 如石见清裕《唐之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

[66] 参酒寄雅志《华夷思想的诸相》，收在《亚洲之中的日本史》5，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5月。

[67] 原文作“朔癸卯”，原编者指出《日本纪略》朔在卯下，是。

[68] “大”字，原编者据《日本纪略》补，是。

[69] “实”，原编者以为当作宝。

[70] 见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普及版）·续日本纪》前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219-20页。

[71] 参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载《日本学》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4页。

[72] 参沈仁安《唐日关系的若干问题》,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83-84页。

[73] 见（唐）杜佑《通典》卷123《开元礼纂类十八·嘉礼二》，中华书局校点本，3151页。

[74] 参《大唐六典》卷18，“典客署令丞”条。

[75] 参两《唐书·四夷传》。

[76] 《旧唐书·突厥传下》，5191-2页。

[77] 参福田忠之《古代日本华夷思想与东亚国际关系——以国书、仪礼问题为中心》第1节《日本与新罗关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毕业论文，2000年6月，9页。

[78] 参前引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17页。

[79] 参铃木靖民《对新罗关系与遣唐使》，见氏撰《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235页。

[80]见黑板胜美编《国史大系（普及版）·续日本纪》后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448页。

[81] 参前引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14页。

[82] 原文作“鞅羯”，显为手民之误。

[83] 此三字原文漫漶不清。

[84] 转引自韩国古代史研究会编《韩国古代史资料集》，汉城：知识产业社，1995年，204页。

[85] 《辽史》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中京大定府有“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待新罗使，来宾馆待夏使。”（482页）然据同志，中京大定府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才建成，而统一新罗早已于935年灭于王氏高丽。因此，中京朝天馆的接待任务很可能是从前契丹与新罗关系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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