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文中述及的问题以往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而这些，今天已经有了结论。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等一批主持全军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将帅，对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造成了不良后果。

这次会议，由最初的“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人事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问题过去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我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笔者试从1950年代我军建设的历史事实中，回顾“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以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如何看待苏军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反击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以及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结为同盟，关系密切。特别在抗美援朝战后，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使解放军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拥有陆海空三军的多兵种现代化军队的转型。那时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少将回忆：“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话，有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讲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提出的。

在“全盘苏化”背景下，解放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并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南京军事学院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６个小时，晚上加班学。学员感到很疲劳。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被学员称为“三堂会审”。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应予纠正。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和战役中，苏军顾问也与我军指挥员产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岛，是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战前制订方案时，苏军顾问援引二战诺曼底登陆经验，主张利用夜色掩护实施登陆。前线指挥员张爱萍等认为黑夜登陆难度大，容易造成伤亡，主张白天登陆，争论得很激烈。结果否定了苏军顾问的意见，一战而胜。1956年军委组织济南战役演习，苏军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刘伯承元帅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刘帅感觉苏军训练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与其难以融合，报告军委请求加强我军传统军事理论教育，将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审查，斟酌取舍，同时建议自己编写军队的各种条令和教材。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系统学习了苏军的理论，尊重苏军的正规化、多兵种协同作战经验。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亲自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同时他也研究中国古代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留用一批原国民党军将领，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根据解放战争的作战经验，编写出一批战例。公正地说，刘伯承力求博采众家之长，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实践证明，“全盘苏化”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战役系学员李夫克少将给刘伯承院长写了一封长信，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强调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刘伯承正在上海养病，对李夫克来信非常重视。他写信给院党委，建议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展开讨论。在刘帅积极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指出：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着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学苏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这样的意见明显处于少数。

对于苏军经验，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也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学习苏军，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部队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

军内对彭德怀“反教条主义”有不同看法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不久，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如何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但是后来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中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刘伯承院长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发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在1957年２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听取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指出：“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泽东。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整理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５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能接受，学院党委在３月间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提出三点：１.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３.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刘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这一点，刘伯承即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作了说明。他说：建院之初，“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决非短时期能够实现。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训练总监部干部认为应追究责任。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张宗逊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不走样地学”等过火的口号，现在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令人难以信服。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张宗逊调离训总，回总参任副总长，1958年３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要彭收回他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怀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么！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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