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自古以来”与走不出的“边疆中国”
中国——如果可以把帝制时期的中华帝国，也称为中国的话——它的现代疆域如何形成的？自古以来的中国，是现在的我们经常说的中国吗？
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中讨论的是“中华民族”的形成，日本的近代转型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正反影响，而这一篇文章旨在谈论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现代边境和领土的形成。
一旦涉及领土，“自古以来”就是许多人的口头禅。这几乎拒绝了一切论证，而成为不可置疑的先验真理。这样的立论，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
事实上，从来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没有自古以来的中国疆域。最早的“中国”就是“华夏”，“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大致就是华夏天下的初始范围。
研究中国边疆历史问题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著《边疆中国》中认为，“如果非要强调中国疆域的久远历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来的地域，对于从华夏族嬗变而来的汉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区而已。”
刘晓原形容“历史上的中国”，其疆域领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也不存在自古以来，而是“如季节湖一样”盈亏变化。
而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实际上脱胎于中华民国对清王朝疆域的继承。
如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一书中追溯的孙中山与黑龙会的紧密关系，刘晓原在《边疆中国》中讲述了同样的内容。
那便是革命党人在革命之前，其设想并非继承满清疆域，而是主张放弃大量边疆地带，而组成一个彻底的汉人国家，然而，“到头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依然不得不在清朝的废墟上，谋求对中国所谓固有领土的统治。”
尽管如此，在晚清到中华民国之间，尽管民国继承了大部分的清帝国疆域，但是无论疆域范围的变化如何，疆域的性质，已经完全变化了——“领土属性”的转型，才是晚清到民国，中国边疆的本质转型。
从中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
“天下中国”不难理解，无论是中原王朝对外扩张，还是外族入主中原形成的统一王朝，都是在“天下”的世界观中，以中原为中心，构建的多层次皇权结构，这种结构，刘晓原称之为“宗藩朝贡体系”。
在这种体制下，对于边疆，要么直接统治，要么间接“羁縻”——上国与下国之间，地位尊卑有别，由内向外，亲疏有别，而边缘地带，则从来模糊不清。
中国现代领土的来源，来自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清帝国从扩大走向了巩固的结果。东亚国际体系在此时，就是一个如同太阳系的体系，中华帝国是这一星系中的太阳，而其余的则是行星。而与此相对，西方国家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后，就成为林立而竞争的平等民族国家体系。清帝国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却以雄踞东亚大陆的东方强国地位，与西方列强长久对峙，直到鸦片战争的来临。
在西方军事、外交、贸易多重进攻之下，东亚固有的国际体系开始解体，东亚诸国，包括上国中华帝国，也包括朝贡的下国外藩，都按照“民族国家”的国际范式，对自身的国家形态、国际行为和立国理念推行重新建构。
而这一重新构建的过程包括，放弃对一系列“外藩”（如朝鲜、越南、缅甸等）的传统“上国”地位，同时巩固对“内藩”的直接统治主权，如蒙古、新疆、西藏、满洲等。
这一构建的核心在于，外藩外国化，内藩内政化。
并且在此基础上，放弃了余英时所言的传统的“国际主义观”，而是用法律条约，确立国家边界和国内国际主权，以万国之一的平等身份，在世界上与其他国家展开竞争。
而民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则坚持了对前清疆域的继承，顾维钧曾在巴黎和会上直言，“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讨论任何企图更改中国领土边界的议题。”
但在此期间，中华民族的构建，如王柯和刘晓原都观察到的那样，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中心的政治话语的构建——此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国际主义，也从未真正地摆脱民族主义，而变成真正的共产主义。
王柯认为，中国在近代错误地学习了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经验，而让中国此后百年的民族与边疆问题陷入困境。这也是民族国家范式的固有尴尬之一，刘晓原在《边疆中国》中解释，“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多是多民族共同体，极少单一民族国家。于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就成为民族国家范式不可化解的一对内在矛盾。”
由于在构建中华民族之初的汉人中心主义，民国在继承满清疆土时的精英决定，以及其后的民国向共和国的转型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让中国并未成为一个“整合国家”，而只是一个“边疆国家”。
这是因为，中国国家形态的现代化，招致了西方国际关系体系的“固有困境”，即——
“在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承认民族自决权而产生的矛盾。而族群间的模糊文化分野和国家间的清晰政治边界绝难调和”。
在刘晓原的论述中，美国在100年前终于成为一个“整合国家”，成为共同调和的民族大熔炉，不必再担心分裂。而中国经过了两个世纪的转型、革命与战争之后，在疆域统合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依靠强力而非凝聚力，边境时常处于威胁和忧虑之中。
帝国之后，领土属性的变迁
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注意到，二十世纪的历史研究过于着重于意识形态冲突、大规模政治迫害、种族灭绝，以及战争对平民百姓的毁灭，而忽视了“领土属性”（territoriality）问题及其危机。
梅尔认为，欧洲主要国家国内和外交事务，到十七世纪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本国国土尚无清楚的概念，他的臣属只能提供几种差别甚大的粗略估计。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才分别完成了用近代勘测技术绘制的国家全图。
到十八世纪初，欧洲国家领土各自完成分离，与此同时专职外交机构。而与此同时，清朝则入主中原，巩固了东亚国际体系。事实上，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前叶，清帝国在勘疆划界方面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1646年多尔衮命令，对清帝国土地全面勘查。其后，康熙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开创了双边协定的先例。
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领土属性向近代转型的契机。近代欧洲勘界绘图是在“民族国家”国际竞争机制下的政治竞争行为。而清王朝的勘定疆界，却并非如此，只是为了彰显皇统的目的。而伺候的一个多世纪，欧洲在民族国家道路上走向极致，清朝也将东亚的“天朝体系”和“一国多制”传统发挥到极致。
而中国领土属性在鸦片战争后的转型，也意味着东亚体系的解体，东亚各国从此摆脱了中华帝国的同心圆结构，而变成欧洲式的民族国家。
现代人很难理解清朝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为了越南、朝鲜，不惜开战，而实际上，在清朝眼里，越南、朝鲜，是为“外藩”，也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但最终，清王朝也不得不接受“西国公法”，而将越南、朝鲜视为万国之一，与自己不再有高低之分——当然，更大的事实是，清王朝与其外藩，都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
历史学界现在已经不再将帝制中国称为“封建王朝”，因为“封建”的意义，就是“封土地，建诸侯”，而秦以后的中华帝国，很显然已不再是传统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但在刘晓原的论述中，他仍然将清帝国视为“封建集权”，按他的理解，可以视为“在中央地区的高度集权”，和“在边缘地区的广封众建”。
而中国领土的转型，就是“在一种地域范围内丧失封建相对主权，在另一种地域范围内确立近代绝对主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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