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属性转型，国家主权职能及相应机构，还有国家行为也会随之变化。
首先，天朝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边界。在列强的压迫与中国自身的反抗过程中，中国近代疆域画于何处，最终取决于中外双方实力的变化，而形式，则采取了国际法的条约模式。疆界一经划定，中国在其外，丧失的是封建相对主权。在其内，则获得的是近代绝对主权。也因此，这不单单是领土的量的变化，而是属性的质的改变——“历史上的中国”在领土缩小之后，终于形成了近现代的中国疆域。
与此同时产生的，则是外务的产生，这是领土属性改变的题中之意。在乾隆时代，清廷把荷兰、法国、美国等与朝鲜、日本、琉球同列为“东夷”，尽管统治者眼中的寰宇有所扩大，但很显然，宇宙中的中心之国，仍然非天朝莫属。晚清政府，则终于有了总理衙门，这是中国外交部的前身，在1861年开始办公。
传统东亚国际体系尊崇的是一元的等级尊卑，而近代国陈体系则奉行的是多元平等原则。天朝的世界观，完全无法对付欧风美雨。只有总理衙门，才能用国际制度，来尽可能约束列强在中国的行为。
与外务相对，国内主权随之扩展。章炳麟在1928年修订的《三字经》启蒙那时的幼童，“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这反映了人们对民国的一种认识，这种沿革从晚清开始。因为国界的确定，从19世纪后期开始，同其他一切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样，清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化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这便是外藩外交化，内藩内政化。
在刘晓原看来，这些内政措施，迥异于封建集权时代的边疆政策，因此，“所有这些内政措施对边疆社会的冲击不亚于外部势为渗透，在当地引起的社会震荡。由于地缘、宗教、社会、民族、国际环境的种种因素，所谓蒙古、西藏、新疆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至今，成为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为政者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而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是一次现代领土属性的传承和改变——它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革为主要特征。
但此后的中国并未同日本一样变成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在1949年以后，选择了革命国家的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的平等原则和利益观念背道而驰。
刘晓原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未能持久，而是在20世纪末全面崩溃。
这一点，也是王柯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中所欠缺的。他的论述过于强调了日本对中国近代的影响，而忽视了苏联。很遗憾的是，刘晓原对此没有更多的论述，他认为，“革命国家对现代国际体系结构有何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更多来自于史料的不充分。
无论苏联所造就的影响如何，东亚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列强压迫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体系，到如今仍未进入稳定状态，而时常产生冲突与仇恨。尽管东西方国际体系不再迥异，而变得趋同，但并非所有亚洲国家都变成了自己“民族国家”的最终形式。
梅尔认为民族国家正在消亡，我在采访许倬云等历史学家时，他们也同样持有这一观点，然而欧洲走向联合，是在类似于法德这样的历史死敌取得全面和解的基础之上而造就的。按照孙崎享在《日本的国境问题》中的主张，要中日和解，亚洲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组织——但很显然，这并不现实。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许多矛盾并未解决，其自身也面临着边缘地带的统合问题。南北朝鲜和台湾问题性质类似，都是冷战的遗留问题。
而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成为完全的统合国家之前，都是民族国家道路上，一直潜在的炸弹。
回望辛亥：为什么五族共和？
孙中山提出的著名命题，便是五族共和——但大量史料证明，孙中山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命题。孙中山的最终理想，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汉族主导的民族国家，而“五族共和”，实则是“同化”其他民族。
辛亥之前，革命还是改良一度成为社会争论焦点。在《时代剧变，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 如何寻找秩序与意义? 》中，通过历史学家张灏的论述，追溯了四个分属两派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意见，核心的是，革命派关注汉人的主权问题，立宪派则关注汉人的权利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中国如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产生了纷争。立宪党人主张整合国内各民族，而革命党人则认为，必须以站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为主体。
如前文所说，在晚清，中国已经朝向民族国家开始转型，但那时候的中国领土，不是“雄鸡状”，而是海棠叶形状——
“勾勒这片秋海棠叶的国际边界线不再是中国与个别邻邦之间的私相承诺，而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公开约定；不再是天朝帝王意志的体现，而是以国际法为根据的实践；不再是模糊、游移的边疆地带，而是相对固定的国家分界。”
过去的边疆政策，其实质是隔离中国本部与疆部，而现在，则开始使用改土归流、移民实边、蒙藏建省以及相关的经济、文化、交通建设等手段，对帝国疆域内满、汉蒙、回藏五大区域进行整合。
中国的近代领土属性转型是一项复杂、持久、庞大的国际工程。首当其冲的一个间题是，何为中国？是汉人的中国，还是多民族的中国？
这一点，在20世纪初争议极大，孙中山自身，也摇摆不定，并且更倾向于汉人为主的观念，在其实践中，五族共和也从未真正实现。
章炳麟则更加极端，章炳麟不赞同继承异族王朝的疆域，而要恢复到汉、明时期的疆域，那才是汉族正统。于是在章炳麟眼中，在清朝与中国形同异国的缅、朝、越变成中华民国“必当恢复”的领土；而在清代内附且至清末已明白划在中国近代国际疆界之内的蒙、回、藏部，反而成了可以“任其去来”的“荒服”。
这种荒谬的异想天开，其实是因为章炳麟对汉人民族建国的构想，因此，章炳麟在民族构建与疆域规划问题上，“舍近（清）求远（汉、明），为中华民国设计了一条穿越时空之路。”
这种大辩论之下的革命实践，在辛亥革命之后告一段落，民国仍然继承的是大清的疆域，而非汉明的疆土——这也不可能实现。
“五族共和”的公式，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各方妥协下，成为清朝“五大子民”的进化体——但从此后中华民国的发展看，刘晓原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最不真实的命题之一”。
首先，中国国内民族的数量远远大于五族，其次，五族共和是汉、满精英的妥协，并不是五族的妥协——而其后的中国，也事实上进入了以蒙古、西藏分离为开端的大分裂时期。
事实上，中国国内民族的数量大大超过五族。而同时，五族共和是汉、满精英的妥协，并不是五族之间达成的。
五族共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将清帝圆五域维系在民国之内，而中国实际上却进入了以分离为开端的大分裂时期——外蒙直接独立，最终成为无可挽回的结局。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布宣言书，彼时他表达了强烈的国家整合意识，强调民族、领土、军政、内治的统一：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但这些目标，在民国时代，一样都未能实现。因此，回望辛亥，刘晓原认为，辛亥的成就在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正名和恢复主政地位，并使中国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进入现代国家之列。”
而其失败之处，则是民国“未能有效地继续晩清开始的国家整合，顺利地完成从帝国到民国的在疆域、人民方面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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