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预言，“晚清若去，蒙、藏必不能保”。但不同于责骂革命派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的杨度，康有为承认，“蒙、藏之自立于革命之前，则不能尽责于今政府矣”。或许，没有人能够回答，倘若没有辛亥革命，而是立宪成功，蒙、藏将会是何种情形？

在共和与立宪的争论中，也出现过一种折中的“帝国共和主义”，主张留皇音虚名，行共和之实——但这种方式，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辛亥革命的实现，迅速导致了蒙藏的解脱，并且按照王柯所言，以“勤王”满清的借口，脱离了民国。在王柯那里，革命者的民族建国论应该负首要责任，而刘晓原则认为：

“边疆动荡或许是中国在新的政治基础上构建民族国家所必须出的代价，历史研究不应因此而苛责1911年致力于缔造新国家的命者。”

其实，对于1902年的孙中山而言，他和章炳麟没有本质的差别，对于清帝国的疆域，他主张是“因其势顺其情”，而非一定要继承清帝国的疆域。

因为在孙中山眼中，“无可保全”的是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其为列强所占据，而“无可分割”的则是在过去五六百年间“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的十八省土地。

而10年以后，孙中山在他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言论，就受到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他在这时候又认可了这一方案，从而主张继承满清的海棠叶疆域——到这时候，便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形容的，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疆域，实质上是“把民族的紧窄外皮拉扯到帝国的巨大躯体之上”。

因此，这种中国大一统观念在二十世纪的延续，刘晓原认为，“更应归功于在世纪之交寻求稳定的满清政府和立宪派，而不是造反的革命党。”

但在民国以后，孙中山逐渐显示出对五族共和的摒弃，他主张的并非五族共和，而是“五域整合”。他对五族共和保持怀疑，并且认为蒙藏地区的人，并不懂什么是共和，所以才屡屡发生背谬民国的事情。

这和立宪派的观点类似，辛亥以前，立宪派的观点认为，满、蒙、回、藏尚未进入“国民社会”，因此中国不可骤行共和制度。

但孙中山放弃“五族共和”的最重要原因，并非因为边疆地区的落后，而是深感“中国本部政治局势的糜烂和汉族自身国民程度的久缺。”

刘晓原认为，使孙中山痛心疾首的是，“鞑虏”之驱逐和“中华”之恢复，带来的却是五族离散，中原板荡。他不得不在失去满清这个对立面的情况下重新定义民族主义，以为继续进行革命的主导思想。

而孙中山的改造结果便是，“将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从中国之内转向中国之外，并使民族主义的主旨摆脱五族多元观念的干扰，重归华夏一元的正统。”

因此，在1919年的《三民主义》手稿中，孙中山指斥，“五族共和”为辛亥之际“无知妄作者”所创，为官僚旧党所附和，荒唐之极。

从此以后，孙中反对讲五族的民族主义，强调必须大讲汉族的民族主义，使汉族同化其他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的大民族国家。

刘晓原发现，孙中山在1919年以后的讲话和文件中，以及在后来广为流传的有关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将汉族民族主义提升到“国族主义”。

孙中山从此变成了一个大汉族沙文主义这，他认为，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都是一个民族组成，在演讲中，他愤然汉族以四万万之众，却未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

而对于其余四族，在孙中山眼中，就成为了掺杂在汉人当中的极小部分人口，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意义可以忽略不计，而他们此时还在列强控制之下，将来只有在汉族的帮助下才能获得拯救。同化为汉族，成为了孙中山此后的核心思想。

而共产主义在一战之后的到来，则又让中国的民族思潮经历了新的碰撞。

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苏俄谋华等等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以后，“民族自决”开始进入中国政治。但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面向边疆地带使用“自决权”和“自由联合”时，都是为了取得莫斯科对中国革命政党的信任——共产党自不必说，国民党在改组后，也变成一个半列宁主义政党。

刘晓原认为，“在两党以后的历史中，这些语句从未超出宣传上的意义，在实践中带来的只有尴尬。”

这是因为，两个新型政党以这种列宁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时，中国早已大分裂。而至此以后，刘晓原认为，独立思想者的大辩论时代也成为过去，民族将被党族所代替。

在这一对“五族共和”的理解、扬弃的发展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国共，其出发点，都以汉族为中心。

而孙中山作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缔造者，在其后，虽然显示出从孤立的汉族立场，转向包容他族的国族立场，但其族群政治的出发点，基本延续了辛亥前革命党的一元立场，而非多元立场，因此，同化政策才是孙中山后期的核心。这种坚持，到了苏俄影响传入中国，并对国民党造成深远影响后，也没有达到改变。

唯独，孙中山在国家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上，全盘接受了曾经的论敌立宪派的观点，在事实上继承了清王朝帝国。但这种继承并非兼容五族的共和政治结构，而只剩下疆域的继承，“辛亥妥协所造就的五族共和公式，完全被以汉族为中心的五域统合理念所取代。”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族共和”在事实上，确立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族。在此后抗日战争中，无论国共，都以民族主义为大旗，而建构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则更加强了汉族主题政治的意识。很多年以后，人们也就淡忘了，1911年以后的“五族共和”，只是东部中国政治精英的短暂共识，“蒙藏回部不仅未参与，甚至用勤王分裂等行动，表达了反对。

刘晓原看到，尽管“五族共和”是一个不真实的命题，也没有得到蒙藏回部的认同，但其仍然承认了各族“心理”诉求的合理性，而这种承认，在以后中国政党的纲领中不复存在——国共在野时，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边疆民族的分离心态和自治要求给于肯定，但在自己主政以后，都调转枪头，不再提及民族自决。

而理想的“五族共和”，直到现在，也终归没有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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