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边疆中国

1949年以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族共和”变成了民族区域自治，但从根本上，中国仍未走出“边疆中国”。

在刘晓原看来，无论中外，中国现代史都长期缺乏对“边疆”主题的研究，中国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如何被帝国主义破坏，如何丧失土地，是一种“失地学派”。而西方学者则把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从帝国角度研究民族冲突，是一种“帝国学派”。

但这些学术作品，并未对中国边疆的地位、属性，以及作为边疆国家的中国有更多思考。

在历史上，中国一直具有“边疆国家”特征，欧文·拉铁摩尔概括道，中国历史的边疆特征，要么是边疆及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控制；要么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取得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

所以中国从来不存在“自古以来”，相反，自古以来，中国的边疆都处于变化的过程，并且成为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交往或隔离、同化或抵抗、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过程。

美国在1890年宣布了“开拓者边疆”的终结，距离美国建国100年以后。而中国的边疆变化，则到如今，仍未最终结束。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身分在1912年元旦致词中宣示：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用宣称民族统一，以及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围，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而从此，中国也进入了新的政治进程。如上所述，“五族共和”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未真正发生。中国到目前为止，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切实的多民族共同体，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被国族化的汉族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族群政治并未宣告“历史的终结”，而是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从民国到如今，继续延续着。

共产主义者在192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按照意识形态，他们本不应成为民族主义者，而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开展阶级斗争，超越国境，超越民族。在其创始之初，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是苏俄谋华的一步棋子。刘晓原分析，在那时候，“共产主义者信奉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倡导蒙古、西藏与新疆等地边疆人民的民族自决。”而这也被认为是针砭中国顽疾、回生中华民族的良方。

是毛泽东的革命策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自然而然引领了中共的本土化。到抗日战争时期时，民族主义不再是共产党人批判的资产阶级陷阱，而是要与国民党竞争取得民心的旗帜。

也因此，毛泽东在1935年曾公开对内蒙古宣称，“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的组织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但到了1938年，毛泽东则在《论新阶级》中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各民族面已有平等权利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新的表述里，民族自治，取代了民族自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让这一政策主张延续下去，至此以后，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与中国国家的民族化，仍在进程之中，并且比之于积贫积弱、处于动荡世界中的民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境遇好得太多。

在1949年后的两年中，无论是政治还是领土，中华民族都实现了对中国东、南各省以及西、北边疆的全面覆盖。刘晓原评论道，“中国共产党由此完成了国民党所未能做到的使中国从政党观念，向民族实体的扩展，由此继国民党打造党国之后，完成了党族的构建。”

内蒙的自治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成功经验，亦即“容忍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实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政治同质化的重大进展。”

于是，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中产生的《共同纲领》“代宪法”，宣布民族区域自治作为重大国策。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引入，也导致了中央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确认，最终确定了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

在直接的政治结果中，55个少数民族的确认，“有助于淡化诸如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区域的特殊性”。

苏联领导人后来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这基本是不错的。中共领袖和其敌对的国民党前任，在边疆问题上没有更大的差别，而是同样决心继承清王朝的遗产。

民族区域自治是逐步实施的——在1949年以后的5年里，内蒙古是一个自治区，新疆是一个省，西藏是一个“地方”。到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了”。

但这一制度并未更长久的坚持，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回避的宏伟目标。而这也导致，边疆中国的实质，并未得到改善。

刘晓原分析道，这种民族区域自治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仍然存在三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边疆民族其实大大迥异于内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这种特殊性并不会因为它们都被称为“少数民族”而消灭。而区域自治取代民族自决，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对于边疆分离主义的克服，但是否能取得各方的认可，则是未解的难题。最后，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目标，使得边疆与内地都最终实现政治同质化，这注定导致原本边疆与内地合作的气氛变得紧张剧烈。

文革期间，这种冲突变得更加剧烈。而拉铁摩尔对于中国是“边疆中国”的论断，则仍然成立。只是在新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边疆政治的争执以新的方式延续。迄今为止，民族边疆与中国内地被一种超民族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但反应的主要是中国内地汉族的政治意志。

也因此，尽管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自己的国际边界，“然而，在过了一个甲子之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边疆状态依然在延续。”

刘晓原在本书终结处，并未给出如何走出边疆中国的方式和时间，而只是给出了美国的经验，美国用了近120年才结束自己的边疆状态，变成一个整合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的两倍时长。

至少现在看上去，边疆中国，仍然走不出这幅员辽阔的边疆。

文/ 邹思聪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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