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安全”与“哥本哈根综合症”：后发海上强国的心理隐疾

The Absolute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Copenhagen Complex: A Hidden Mental Illness of Later-developing Maritime Powers

“这可是德国，是欧洲大陆上史无前例的最强国家，工业扩张的喧嚣和气息弥漫着它的土地，普天之下最可怕的陆军保卫着它的安宁，全世界第二强的公海舰队增益着它的权威，‘力量’这个词能够找到的每一种表现形式正在那里层出不穷地绽发。可它的领导人呢，却总是提心吊胆，断定约翰•费舍尔爵士（的舰队）或者斯拉夫入侵者的铁蹄会在某一刻不期而至。历史分析者的寻常技艺在德国人的这种‘世界政策焦虑’跟前一筹莫展。”
（乔纳森•斯坦伯格：“哥本哈根综合症”，1966年）

1807年9月，正在破坏哥本哈根的丹麦海军船坞的英国占领军。

在今年春天关于中国航空母舰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一位美国海军退役上校不无感慨地评论道：“时至今日，有一件事情已经不言自明：中国人重新习得了一条历久弥新的历史经验——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一支陆军，但只有那些伟大的文明才能拥有一支远洋舰队。”（卡尔•奥蒂斯•舒斯特：“地平线上的中国海军”，《美国海军学会会刊》2012年4月号）在那之后不到八个月，中国因为首批固定翼舰载机成功地在航母上起降，发生了一场富于幽默感的小小狂欢“航母Style Cosplay”；已故的刘华清上将和英雄飞行员王伟的名字也被重新提起。在对先烈的缅怀、对未来的憧憬和以伟大文明自命的豪迈感中，这个国家走完了迈向蓝水海军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类似的“海军热”并不是第一次在后发强国出现。1908年3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席了本国第一艘无畏舰“拿骚”号（SMS Nassau）的下水仪式，这艘安装有12门11英寸主炮的巨舰构成了旨在将帝国海军一线兵力增加到38艘主力舰的“第二次舰队法案”（1900年）的一部分。仰赖稳定的财力供给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德国到1914年夏天为止已经建成一支包含17艘无畏舰、22艘前无畏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的世界第二大舰队，为争夺“阳光下的土地”（Place in the Sun）准备好了工具。公海舰队之父提尔皮茨创建的中产阶层社团“德意志海军协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拥有包括270名大学教授——马克斯•韦伯和汉斯•德尔布吕克都在其中——在内的11万余名会员，经由学术倡导、媒体渲染和群众集会，他们把对海洋事务的关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运动。

在那之后几十年，日本和俄国也上演过类似的剧目。然则剧情虽感人，德意志第二帝国、旧日本帝国以及苏联海军在追逐其战略目标——获得全球范围的海上统治权方面终归是失败者；甚至可以说，失败的原因与这种“热血崛起”本身就存在关联。以德国为例，在尚未于欧洲大陆获得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威廉二世早早暴露了对海上优势的觊觎，这使得身为头号海上强国、同时又是欧陆均势传统维护者的英国立即启动了制衡机制。本来只是伦敦诸多顾虑之一的柏林“自我暴露”，成为皇家海军最集中的靶子，而德国身为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的地理现实以及与强敌为邻的困境使得它永远不可能同时保有第一强的陆军和第一强的海军。继以濒临“窄海”的困境，斯卡帕湾自沉的结局早在1914年开战时就已注定了。

对德国追逐海权努力的失败，已经有无数战略家做出过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笔者选译的“历史的韵脚”一文（译文载本刊2011年12月、2012年3月B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在1966年刊发于《当代史杂志》的一篇旧文中，今天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发明了一个术语“哥本哈根综合症”（The Copenhagen Complex），用以形容德国人在投入海军竞赛时那种惴惴不安以及焦虑的心理状态。这个术语得名于1807年的著名战例——当年夏天，为了防止中立国丹麦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同盟，3万名英国士兵突然入侵这个北欧小国，在三个星期内攻陷了哥本哈根，把停泊在那里的丹麦海军全部舰艇拖走，并放火焚毁了船坞。

斯坦伯格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将近二十年里，德国领导人和海军高层始终被一种可能遭遇“哥本哈根式”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所困扰。他们总是担心在某一个和平的下午，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舰队会突然出现在威廉港和基尔外海，一通炮火把公海舰队那些漂亮的新主力舰送入海底，而德意志帝国的世界地位也将像对马海战后的俄国一样一落千丈。为了抵消这种恐惧，德国人在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决策，结果不仅没能改善战略环境，反而造成“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得与英国的胜算不高的对抗成为唯一和最终的战略。正如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的设计者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98年所写的那样：“德皇长久以来一直担心英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袭击我国；提尔皮茨抱有相同的恐惧，而我则从他那里理解了这种恐惧，后者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论据导向两个选项：要么放弃我们的殖民地，要么扩充舰队。”

进一步说，“哥本哈根综合症”其实根源于德国领导人对“绝对安全”（Absolute Security）的迷恋。由于追求绝对安全，他们在扩充军备、尤其是海军军备方面完全不考虑他国的反应，只是一厢情愿贯彻本国的意旨；更要命的是，这种贯彻是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即一面在欧洲追求以陆上力量的强大为标志的区域霸权，一面在全球范围内追求以海上力量为导向的“世界强国”地位。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绝对的安全往往导致绝对的恐惧（Absolute security always leads to absolute fear.）。当感受到威胁的英国在军备和外交上对德国的大舰队计划作出反应时，当下实力还处于劣势的德国人马上陷入了惊慌：恐惧被传导了回来。从这个角度看，柏林对追逐海上统治权的政治后果在心理和政策上都没有做好准备。

俾斯麦体系的深意

在1848年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意志问题始终是欧陆政治的核心议题，而1870-71年的战争令这个问题提前明朗化了。作为拿破仑战争之后“不列颠治下和平”（Pax of Britannia）的承载者，英法俄普奥五强在大陆上的力量分布应当是总体均衡的，如此才得以协调方式避免大规模冲突。但普鲁士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胜利，在列强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完成了统一，这使得中欧核心地带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可以达到其他国家两倍以上的“巨型中等强国”，颠覆了多极格局，也造成了欧洲国际体系的重新洗牌。

作为新国家的缔造者和1871-90年间德国外交路线的制定人，俾斯麦窥见了统一带来的结构性震荡：从1875年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看，甚至“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和公开的善意表态都不足以抵消这种震荡了。对德国以外的诸强而言，这个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而在各种不利因素之中，德国本身的地理位置乃是最大的软肋——它的世仇和最大安全威胁法国盘踞在卧榻之侧，英国和俄国两个侧翼大国（Flank Powers）则有机会从东西两侧包围中欧，使德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是以新国家在外交路线上必须张弛有度：一方面要运用其实力，使其他大国对德国产生利益需要和信赖感；另一方面，这种利用又要适度（Moderate），不至于激起针对德国的制衡联盟。

于是，1890年之前的德国外交，或者说“俾斯麦体系”（The Bismarck System），就成为一系列由精心编织的利益链条构成的网络：对奥匈，与之结盟但约束其行动，使维也纳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国的对立面；对俄国，以一个善意的德奥同盟作为砝码、吸引其加入，令彼得堡放弃与法国结盟的打算，同时在东方问题上暗中支持俄国与英国对立，消弭两个侧翼大国步调一致包围德国的机会；对法国，表面上予以安抚，使其在不可能称雄欧洲的情况下转而朝非洲和东方发展，从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冲突；对英国，明确表态将专注欧洲事务、无意插足海外，同时在埃及事务和海峡问题上协助英国牵制法俄，换取伦敦的友谊。这样一来，英俄奥三国需要德国的程度将大于它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而各国之间亦因为俾斯麦的拨弄和诱导，保持层次各异的冲突。这样一来，德国就成了大国事务中最有分量的中间人，它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的，它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也没有被认为威胁到了和平。

俾斯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于：德国由于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追求欧陆霸主的地位（那将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覆辙），也不可能在没有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情况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种“世界帝国”。在欧洲的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是最可取且风险最低的：当时的世界体系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只要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个有形的世界帝国就可以成为无形的第一等大国。但这种战略的维系首先需要严格地节制力量（Strict Moderation of Power），其次需要保持灵活，随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俾斯麦对第一项要点的强调有时近于偏执，当他在1884-85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必须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开拓殖民地时，依然坚持不发展大海军，因为无海军的德国在维持其海外殖民地方面先天地受到头号海上强国英国的制约，因之使伦敦感到是可以接受的。

“世界均势”与欧陆僵局

但以威廉二世、霍尔斯泰因以及提尔皮茨为代表的“新德国人”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不屑于仅仅充当欧陆均势的中间人，而是要“以欧洲均势带动世界循环”（兰克语），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均势”中去和英国这样的巨型殖民帝国分庭抗礼。对本国工业实力、军事力量乃至文化传统的迷恋还造成了狂热的“德意志天命论”，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好像不再是出于对核心利益的评估和对手段的协调，而是由某种毫无妥协余地的宗教热情在驱动。于是，俾斯麦一下台，他为了确保孤立法国和德国东方安全而设计的德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就被抛弃了，彼得堡随后倒向了巴黎（1892年）；而奥匈作为德国唯一可靠的盟友，实际上已经可以“绑架”柏林的对外政策了。

当然，威廉二世和荷尔斯泰因们相当重视英德关系，这种重视不仅是出于利益考量，还带有一点“羡慕嫉妒恨”的感情色彩。威廉二世这位有着一半英国血统的皇帝对他母亲的祖国尤其抱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后世的一位英国作家概括道：“他总是摇摆于成为一名英国绅士和一位普鲁士亲王这两种欲念之间，而这两种欲念本身又相互对立。”（迈克尔•贝尔福：《德皇及其时代》）“新德国人”对不列颠的全球帝国和海上统治权感到艳羡，渴望分享这一切，但他们打算在不引发伦敦敌意的状态下实现其目标。因此，当德国在1890年前后开始寻求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时，举止之殷勤简直近于献媚。

但伦敦并不稀罕柏林的献媚：英国的外交传统是在欧陆均势遭到破坏时才采取行动，而法俄同盟刚好与德奥形成了均势，英国没有必要为德国张目；另一方面，虽然俄国是英国在中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对手，但由于法俄集团和德奥的对立，即使不给予柏林额外的“奖赏”，柏林也会去遏制圣彼得堡，英国对德国没有太大的战略需求。于是到1895年前后，俾斯麦时代的欧陆安全体系已经被彻底破坏，德国先是丧失了孤立法国的可能性和俄国的善意，又没能把英国拉拢过来，陷入了外交僵局。这显然是不节制和不灵活的恶果。

在这种情况下，柏林转而尝试以炫耀力量的方式“敦促”伦敦与之接近。1896年，在英国南非公司的詹姆森特遣队偷袭南非德拉士瓦共和国失败后，威廉二世公开致电德拉士瓦总统克鲁格，祝贺他“成功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匪徒，从而维护了国家独立”，并且建议法国和俄国一同表态；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又向英国发出密电，宣称如果伦敦不加紧建立英德同盟，德法俄三国就要一起抵制英国在南非的行动。然而这一荒唐企图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破产了——法俄对于贸贸然和英国翻脸毫无兴趣，柏林却在英德关系处境微妙的状态下，自己跳出来当了靶子。“克鲁格电报事件”之后，英德关系开始急转直下，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被哥本哈根化”成为了德国领导层最惴惴不安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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