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疆域伸缩而言，清以前与清王朝分属于两个阶段，前期疆土徘徊在由400毫米等降雨量决定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后期则专属于清代，这是一个跨越农牧交错带，将疆土稳定地伸向西北干旱地区的时代。

清以前各个王朝，周边民族的族属虽然不同，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互有伸缩的土地之争，始终没有离开农牧交错地带，农牧交错带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长点，也是疆域内缩的终止线。清朝面对的疆域形势不仅与以往历代王朝完全不同，也与蒙元帝国并不一致。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前已经拥有了西边、北边，在此基础上实行由外及内的领土路线；满洲人只拥有东北，整个内地及其他各边均不在控制之内，故仍然采取由内及外的领土路径，但与前朝不同的，清人在北边采取了联蒙政策。16世纪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即喀尔喀蒙古)、漠西(即卫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关前已经与漠南蒙古建立了联属关系，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归附在清人统辖之下，至17世纪末内外蒙古全部归于清版图内。南、北两部蒙古的归属，在将农牧交错带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时，并将疆域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南岸，向西抵达西域。西部蒙古即卫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准噶尔部势力最强，入清后不断侵扰漠南、漠北两部蒙古，并与境外势力建立联系，威胁西北边疆危机，对此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陆续发兵，平定了准噶尔与回部大小和卓势力，统一了西域。

就地理意义而言，清王朝针对蒙古准噶尔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战役，争夺的空间早已逾越了农牧交错带，而推至中亚草原的边缘。中国历代王朝不乏将境土扩展到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汉唐两代拓土西域尤其为历代称颂，但汉唐时期都没有获得对于年降雨量400mm等值线以西以北地区持续而稳定的统辖，国力强盛时期拓土西北，国力衰微即固守农牧交错带。只有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突破了这条农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线，将疆土延伸至中亚草原，而且稳定、持续地拥有了这片土地，并在光绪年间设立新疆巡抚，将其置于与内地等同的管理系统之下。对于清初康、雍、乾三世对西北军事行动的重大政治地理意义，法国学者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这一切对于中国疆土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即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⑦格鲁塞提及班超时代，事实上还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汉武帝以及郑吉时代，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民族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经历了多次反复，最终跨过农牧交错带，将帝国的疆土实实在在锁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地区，这一贡献不是得自汉唐帝王，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所在的时代。如果说，中国疆域扩展经历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几乎决定了泱泱大国基本版图。

与新疆具有同样重要地理意义的是西藏，自元代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之下，中原王朝的版图再次突破青藏高原这一地理界限，继元、明两代对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事务，继续保持对西藏的统属。台湾正式纳入中原政权行政区在康熙朝，1683年清军澎湖海战击败郑氏水师，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初归福建省管辖，1885年设立台湾省。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之前，清王朝的版图不仅辽远，而且有着超越汉唐时期的完整疆域。

从史前时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数千年内中国疆土屡有伸缩。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凝聚为一体，到国家掌控范围自黄河流域伸向长江流域，首先完成了农耕区核心地区的政治、文化认同与境土弥合；以后以此为核心将境土向周边扩展，其中主要离合纷争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这一地区在疆域变迁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担着起点与终点的双重角色；清王朝突破农牧交错带融南北蒙古、西域于大清版图之内，并继元、明两代继续实行对青藏高原的统辖。历史时期中国正北、西北疆域变迁的三个阶段分别在空间上构成三个圈层，每个圈层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禀赋均不同，中原政权缘起于农耕民族，因此首先弥合与延伸的范围是自己熟悉的农耕环境，然后才会将疆土拓展到非农业生产地带。疆土扩展中，每逾越一类地理障碍，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地带。回顾历史，地理能够成为疆域伸缩的基础，在于它左右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疆土与人类的社会组织或政权相对应，而将散处在各地的松散人群凝聚在一个政权之中、整合在共同疆土之下的力量，不仅政治，文化认同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跨越地理环境，将疆土推向经济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地区，应是政治、军事与文化的合力。

从《诗经》时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国拥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经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数千之内多民族的融合，共同营造了脚下的土地与头顶上的蓝天。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充当主角的不只位于中原的汉民族，周边各民族作出同样的贡献。“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是近年出现的主流提法，但事实上古代社会早已出现类似的理念，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提出“九州与四海=中国+夷狄”这一中国古代天下观，对于这一提法可以在《周礼·职方》中找到线索，“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显然，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区，也不只农业社会，其中涉及的蛮、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属非农业民族以及非农物产，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共同构成天下。《周礼》将九谷、六畜包融在职方氏的权限内并非偶然，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与周边民族的融合是为人共睹的事实，故我们可以在东汉人王充《论衡》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故古人的体会更为深刻。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疆土是立国之本，也植根在大地上，大地不仅提供了疆土的空间，且为疆土的伸缩注入了基底。

作者：韩茂莉 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第71-79页

注释

①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见氏著《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②邹逸麟：《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历史地理》，第24辑(2010年)。李大龙：《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与特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③《晋书》卷1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④《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⑤《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五》，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陇西郡位于今甘肃临洮，襄武在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位于今甘肃镇原东南，美阳县在武功县北；北地郡位于今宁夏吴忠一带，池阳县在今泾阳县北；上郡位于今陕西榆林东南，衙县在今陕西白水县东北。

⑥《后汉书》卷113《郡国志五》朔方郡条引《魏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⑦[法]儒勒·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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