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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巴分治到脱欧:越走越窄的英国大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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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英国出路在哪?

苏联解体后,欧共体加速一体化及扩大阵营,英国再次处于国家发展的十字路口。1990年,欧共体通过欧洲汇率机制,以助欧洲共同货币及早诞生。撒切尔反对欧洲一体化,故她主张拒绝加入,以保持英镑的独立地位。但是,一些保守党议员主张加入,以继续利用欧洲促进英国经济发展。在此压力下,撒切尔被迫选择加入,使得英镑与德国马克直接挂钩。然而,反对“入欧”派以此为契机挑战撒切尔的执政能力,如指责其在1989年大选作弊等。迫不得已,撒切尔辞职,梅杰担任首相。1992年,梅杰政府决定撤出欧洲汇率机制,这就是历史有名的“黑色星期三”。1993年,欧盟成立,并决定实行申根签证系统,以进一步促进欧洲一体化。对此,梅杰政府决定不加入,以确保英国本土安全。从此,英国与欧盟处于“分居”状态。

1993年以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轰轰烈烈,2002年欧元诞生,2013年扩张至二十八个成员国,并成立欧盟议会,执行统一外交政策和防务等,成功上升为世界五极之一。而英国这边,似乎迷失了国家发展方向。支撑英国大国地位的“三环外交”,在后冷战时代,似乎均已失灵。英联邦已演变为松散的多个国家联合体,除英帝国文化纽带及英联邦运动会给英王带来的荣光外,英国难以收获更多实惠。相反,英联邦内部免签证协议,使得大量英联邦国家公民涌入英国,进而影响英国人种构成及福利制度发展。苏联解体后,美国谋求世界霸权,一会儿中东战争,一会儿反恐战争,一会儿单边主义,一会儿重返亚太……若英国紧随美国跑,无异于玩火自焚,因为疲软的英国经济无力支撑其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就欧洲一体化问题,显然,英国最好隔海相望,否则,进一步融入欧洲,等同于将英国绑在欧洲战车上,更加挑战英国传统安全观。鉴于“三环外交”已无法支撑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那么,英国的出路在哪?

就这样,随后几届英国政府都陷入探寻国家出路的困境。找不到更好出路,英国还需借助欧盟和美国发挥世界影响力。故此,这段时期,英国决策者左右徘徊。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工党政府选择加入,结果发现得不偿失,后悔不已。就欧盟一体化和扩张,英国选择继续“入欧”,2007年勉强加入《里斯本条约》,结果又发现“入欧”导致大量欧盟和中东移民流入英国,严重挑战英国传统社会构成。近年来,随着恐怖主义扩张,欧洲已变得不安全,加上大量中东难民流入欧洲,这让卡梅伦保守政府内部分裂厉害。以鲍里斯·约翰逊为代表“脱欧”派坚决要求与欧盟“离婚”,以谋取英国更多自由发展的战略空间;以卡梅伦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留欧”和促进欧盟改革,如移民问题等,以保证英国经济不出现“断崖式”的严重受损。迫不得已,鉴于“入欧”是1975年公投的结果,现在是否“脱欧”只能由英国人民自己决定,故此,卡梅伦授权2016年举行公投。结果,“脱欧”派以微弱优势取得上风。

卡梅伦保守党政府与2016英国公投决定是否“脱欧”

卡梅伦保守党政府与2016英国公投决定是否“脱欧”

2016公投后,历史仿佛重演,卡梅伦政府的境遇与1975公投后威尔逊政府境遇几乎一样,“脱欧”派获得“脱欧”的合法依据,而“留欧”支持者举行游行示威,并要求重新公投,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再次公投。如此局面下,“留欧”派的卡梅伦处境尴尬,不得不选择辞职。而后,保守党举行党内选举,因鲍里斯·约翰逊中途退选等意外因素,梅姨顺利当选,成为继撒切尔之后的第二位英国女首相。

2016公投前,就是否“脱欧”问题,梅姨保持低姿态,基本与卡梅伦政策保持一致,但就移民问题,她主张严格限制(与“脱欧”派一致),这可能与其职位有关,故被视为“留欧”派。入主唐宁街十号后,这位“铁娘子”挑选鲍里斯·约翰逊等人组建内阁,以尽快处理“脱欧”问题。然而,虽然2016公投为英国“脱欧”提供合法保证,但就具体与欧盟“离婚”协议内容,以及随之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苏格兰可能独立问题和英国经济衰退等,梅姨政府都面临重重现实困难。同时,政府内分裂厉害,出现“软脱欧”与“硬脱欧”的争议。最终,为确保“脱欧”进展顺利,梅姨宣布提前大选。大选结果为保守党失去多数派优势,导致悬浮议会。这一结果不出本人意外,因为2016公投势必导致反“脱欧”的声音异常强大,在此背景下举行大选,明显是给对手机会。而在此关键时刻,梅姨决定大选,恰恰说明其主张的“硬脱欧”在政府内所面临的巨大阻力。这一大选结果,显然将使得英国“脱欧”工作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当前梅姨政府所面临的困境,是往届政府谋取英国大国地位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英帝国解体后英国不愿回归岛国位置的一个缩影。往届政府决策者为了“英国前途”和自己的政绩而制定政策,但他们没想到其政策的后续效应及相互叠加,会导致当前英国陷入这样的困境中。这不是简单的英国与欧盟“离婚”问题,而是牵涉英国未来发展出路的困境。在这个困境中,梅首相能否如她所说“将带领英国走出困境”,拭目以待。

本文为2015教育部青年项目“阿巴边界问题研究”(15YJCZH20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项目“中印巴克什米尔边界争端问题研究”(2017ECNU-YYJ005),以及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与历史研究”(15@zh009)的阶段性成果。

文/姚远梅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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