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重新设立“国家航天委员会”。特朗普在签署仪式上说,宣布重设“国家航天委员会”向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美国正在重建太空领导力,“国家航天委员”会将成为政府内引导航天政策的中枢,他将从该委员会听取航天领域的意见、信息和行动建议。
一、“国家航天委员会”发展历程
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组建和撤销的历程,从中反映出美国航天管理体制探索的历程。
第一阶段(1958年~1973年) 美国国会1958年制定首部《航天法》,要求在总统行政办公室建立了一个由9位成员组成的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由总统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NASA局长、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等。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对该机构并不感兴趣,他更倾向于依靠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处理航天事务。在此期间,“国家航天委员会”并未发挥实际作用。1960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决定重建“国家航天委员会”,由副总统而非总统出任“国家航天委员会”主席。1961~1962年是“国家航天委员会”最为活跃的时期,美国“国家航天委员会”制定了未来民用航天发展计划,并确定了载人登月的航天发展目标。该委员会曾试图起草一份综合性国家航天政策但未获成功。在此期间,该委员会并没有对军事和国家安全航天事务施加任何影响。尼克松就任总统后,随着科学顾问及其科技政策办公室,以及1970年成立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白宫航天政策讨论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国家航天委员会”的活动和影响力日益下降, 1973年1月,尼克松在开始其第二个任期时宣布,撤销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
第二阶段(1989年~1993年) 美国国会在《NASA 1989财年授权法案》中要求建立“国家航天委员会”,新的“国家航天委员会”于1989年2月1日成立,由副总统奎尔担任主席,奎尔副总统任命内阁各部门和其他参与航天活动的行政机构的领导作为航天委员会成员。委员会除秘书长之外,还有6名工作人员。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航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来自行政机构的若干人员,在努力激活民用航天计划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推动了1989年《太空探索计划》的颁布,该计划要求重返月球,然后再开展载人火星之旅。1989年12月,委员会集合成立了“蓝带委员会”,并且召集了一个“综合小组”来考虑载人航天探索的可替代方案。但航天委员会的影响几乎只是局限于民用和商业部门,并没有在军事航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1993年1月克林顿上任后不久,“国家航天委员会”和副总统航天政策咨询委员会就停止了工作。
二、组成及职能设置
此次重设的“国家航天委员会”主要由委员会主席、常任委员、临时委员组成。副总统迈克·彭斯担任委员会主席,常任委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交通运输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国家情报总监、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NASA局长、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国土安全与反恐事务助理、参联会主席共12人,临时委员为委员会主席指定的其他行政机构领导及总统行政办公室官员。委员会主席还可根据需要成立分委会或工作组,协助委员会完成特定任务。此外,委员会可召集来自工业界和其他航天活动参与者等非政府代表组成用户咨询组,为委员会提供咨询建议。
“国家航天委员会”的宗旨是向总统提供国家航天政策和战略方面的咨询建议,并根据总统要求开展一些顶层协调工作,具体职能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审议国家航天政策,制定国家航天活动战略;二是就航天政策和航天相关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三是对总统国家航天政策和战略目标的执行进行监督和协调;四是促进美国军民商航天部门的合作及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五是就参与航天国际合作向总统提供建议;六是协调重大航天政策分歧。
三、几点认识
一、进一步巩固美国太空领导地位。美国认为,太空活动已不仅仅涉及太空,而是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这就需要从国家视角来识别机会和威胁,把开发太空资源与维护太空安全统一起来,建设强大高效的太空能力,谋求全方位太空优势。因此,太空战略规划需要国家级监管和组织协调是必然的。然而,当前美国的太空活动正在日益分化,成立“国家航天委员会”,可将性质不同但相互依赖的航天部门(情报、军事、民用和商业航天)组织起来共同服务国家利益,通过国家级监管和组织协调,确保每个航天部门都在提升美国利益中扮演适当的角色,确保国家资源都用于实现国家目标,巩固美国航天领导地位。
二、将协调军、民、商航天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当前,美国的航天活动主要涉及情报、军事、民用和商业航天等部门,这些部门性质截然不同但相互依赖,每个部门都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制定计划、投资和运行,相互之间缺乏适当协调,导致太多的重复性工作,影响了美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重建由副总统领导的“国家航天委员会”,将协调军、民、商航天活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协调航天政策、统筹规划计划,合理调配军、民、商航天资源,构建强大的国家航天能力,确保美国在航天探索、创新和技术等领域的战略优势。
三、为商业航天力量参与顶层航天战略制定提供渠道。近年来,以SpaceX公司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公司在美国航天领域的地位迅速提升,部分商业航天技术甚至呈超越军用、民用航天技术的态势。然而,商业航天公司目前只能作为国家航天政策的被动接受方,无法参与政策的制定,这对商业航天的后续发展形成了一定制约。根据总统行政命令,“国家航天委员会”将下设“用户咨询小组”,由参与航空航天活动的工业界及其他非联邦政府代表组成,这将提升商业代表在航天政策上的发言权。而且,“用户咨询小组”的设置,有利于促进各机构之间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密切协调、合作以及技术和信息交流”,充分将商业航天能力集成到国家航天活动中,增强美国航天战略优势。
四、推进航天领域国际合作。“国家航天委员会”的建立,还将更好地协调美国与其他航天国家的外交关系。随着人类航天活动扩展,美国的航天利益诉求不断增长,特别是商业航天的迅猛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利益需求。而“国家航天委员会”负责提出国家航天政策和战略建议,统筹协调相关航天活动,将能更有效地在国际上表达美国的航天利益诉求,包括国家安全、商业航天等等。同时,国务卿、商务部长等作为“国家航天委员会”的成员,也为更好地协调美国与其他航天国家的外交关系提供了便利。此外,随着美国军民商航天活动的深入融合,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将深入推进。随着国际盟友的增多,美国将进一步主导航天规则制订,掌握航天话语权。(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程绍驰 方勇 侯勤)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特朗普为何重设“国家航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