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

【摘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 ,对中苏分裂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 ,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 ,是自 2 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以后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及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对中苏分裂的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但对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苏联的反应和相关政策，国内外学界则缺乏系统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论著看，苏联官方的外交史著作很少甚至没有论及这一问题。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开始缓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为苏联所接受，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因此，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印度学术界在研究中印边界冲突时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他们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亚非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因此，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一直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严重损害了中苏关系，苏联的行为损害了“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而中国的研究普遍认为，“赫鲁晓夫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危机中支持苏联……短时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苏美就加勒比危机达成妥协后，苏联立即恢复了过去偏袒印度的立场。”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论点，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中苏同盟仍在发挥作用，两国相互声援对方”。

从“两个阵营”到“和平共处”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苏联科学院的印度问题专家在1947年6月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印度独立后的内外政策。与会代表基本同意，印度的分治是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同英国帝国主义交易和妥协的结果，印度资产阶级和国大党领导集团已完全倒向反动和帝国主义阵营。印度目前的形势是“印度资产阶级贪婪和背叛的结果，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独立”。1947年12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苏联著名印度问题专家茹科夫(E.Zhukov)的文章，呼吁印度共产党通过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领导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11月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

苏联对独立后印度的性质的判断，还体现在对甘地(MahatmaGandhi)和“甘地主义”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甘地广泛利用宗教上的歧视，是一个鼓吹种姓制度的反动派；他背叛人民，以蛊惑人心的方式把自己伪装成印度独立的支持者和英国的敌人，并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因此“甘地主义”是“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当印度驻苏大使梅农(KrishnaP.S.Menon)提请苏联驻印大使诺维科夫(K.V.Novikov)注意上述问题时，诺维科夫回答说，如果在苏联的书中找到一句贬低甘地的话，那么就会在印度出版的书中找到一百句贬低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诺维科夫还说，在苏联，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从事研究，并得出诸如像甘地这样的历史人物的结论。

共产党情报局1950年对印度共产党的批评和直接干预，同样是这一时期苏联对印度政策的必然结果。1950年1月2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发展》的重要的编辑部文章，文章号召印度共产党“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自然应该是加强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为实现急迫需要的土地改革而斗争，并在争取自由与国家独立、反对压迫他们的英、美帝国主义者、反对与英美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反动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公而进行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保卫印度民族独立与自由的阶级、党派和团体。”而当时印度共产党内部对于是否应在印度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共产党情报局对印度共产党的猛烈批评，造成了印共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改组。新中央与新政治局制定新的政治路线，赞成印度革命要走中国的道路。而本来就反对开展武装斗争的丹吉(ShripadAmritDange)、高士(AjoyKumarGhosh)等人组成新反对派，反对这条新路线，致使印共公开分裂为不同的派别。情报局的干涉使得印度共产党的斗争陷入更为严重的困难，从而也成为印共党内在中印边界冲突期间产生严重分歧的一个重要起因。

这一时期苏联和印度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特征。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

导致苏联对印度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印度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1952年3月5日，斯大林在同印度驻苏大使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会谈时，对印度的进步表示了“友善的兴趣”，并严重关注西方正对印度施加压力以便把印度拉入西方阵营。苏联其他领导人也强调印度对加强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明显调整对印度的政策。马林科夫(G.M.Malenkov)1953年8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称赞印度在朝鲜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和平努力，希望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会更加密切。布尔加宁(NikolaiBulganin)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并不想让尼赫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我们希望尼赫鲁就是尼赫鲁。”因此，尼赫鲁1955年6月访问苏联时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欢迎，就是这种调整的体现。当时印度驻苏大使K.P.S.梅农说，俄国人在赞扬印度的一切东西。赫鲁晓夫1955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甚至指出，如果印度在中国之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将决定性的衰落下去。因此，苏联无需过早同西方发生冲突，而应该在欠发达地区展开攻势。

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的认识上。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进行访问。布尔加宁说：“印度和苏联作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护和巩固和平，并且主张用和平方法，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这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结果。”布尔加宁还强调：“我们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是为世界和平而进行崇高的伟大的斗争的同盟国。”赫鲁晓夫也赞扬印度和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他反复强调，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执行着独立的政策，“同苏联建立了最良好的亲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为争取巩固世界和平这样的卓越崇高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苏联“对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事业中所做的重大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赫鲁晓夫强调，尼赫鲁是一位“宝贵的朋友”，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做出暗示和姿态。”赫鲁晓夫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同尼赫鲁的关系会越来越牢固，而他本人同尼赫鲁的关系则是“再友好不过的了”。赫鲁晓夫还认为，“如果我们有耐心，尼赫鲁会自愿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自然，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Gromyko)也认为尼赫鲁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对殖民主义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主张加强同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苏共二十一大对印度和尼赫鲁的评价更高。苏联领导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在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保障社会和经济进步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由于杰出的东方政治家尼赫鲁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富有远见的政策，以及所有进步力量的活动，印度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在发展工业、农业和整个经济方面，在取得国内团结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60年2月11日至16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多次强调，苏联支持印度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的话，苏联将予以提供，甚至可能会包括军事援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其次，虽然苏联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存在分歧，但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及各自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考虑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伊拉克政变时，建议举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印度五国会谈。这种排斥中国的做法的意义是明显的。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对此印度方面认为，“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在印度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了印度的立场”。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55年12月赫鲁晓夫公开表示，“克什米尔是印度共和国的一个邦，这已经由克什米尔人民决定了”。布尔加宁在给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也再次表明了苏联的这一立场。1962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1961年9月尼赫鲁访问苏联，在9月11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尼赫鲁承认：“目前两个德国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任何试图改变边界的企图都将产生危险的后果。”

另外，苏联还明确表示不支持印度共产党的活动，并保证让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鲁的内外政策。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对尼赫鲁表示：“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权，自然同情和理解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但绝没有领导这些共产党的意图。苏联共产党通过撤销共产党情报局，事实上已经解散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苏共和印度共产党没有联系。”赫鲁晓夫1957年再次向尼赫鲁保证，“苏联不会干涉印度的国内事务”。1961年4月7日至16日印度共产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从而加强了印共党内右派的力量。高士在报告中强调，必须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保卫印度政府外交政策的积极现象，同时要同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的不一致性作斗争。”苏共对印共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上。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8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额是4560万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8%；同年印度向苏联的出口额为49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与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与印度1.87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

1959年至1962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加了4倍，向苏联的出口增加了10倍。与此同时，苏联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也日益密切。1961年2月25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V.KrishnaMenon)宣布，苏联已经向印度提供了可以在北部边境修筑公路的设备。1961年4月，苏联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印度此前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1962年7月，印度购得了米格-21型战斗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印度在这一时期还加强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从1961年2月开始，苏联和印度就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上进行谈判，并在1962年10月签订正式协议。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和印度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反应，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对苏联整个外交政策的认识和判断。

西藏叛乱、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变化，其主要过程从“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发展到50年代中后期突出“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中共中央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共产党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共产党书记处总书记拉纳迪夫(B.T.Ranadive)打电报祝贺。毛泽东在回电中说：中国人民相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依靠印度所有爱国者的团结和斗争，印度肯定不会长期屈从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之下。毛泽东在回电中还强调，同解放了的中国一样，一个自由的印度终将有一天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家庭里。中国当时把尼赫鲁同保大、蒋介石、李承晚相提并论，称之为“人类的渣滓”。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毛泽东1954年10月在同尼赫鲁的四次会谈中，反复强调了中印的友好关系。毛泽东指出：“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把印度划入第三类国家，即“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毛泽东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他们现在的情况的。”对于这种中立政策，毛泽东认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中国欢迎这种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间地带正处于激烈的革命过程中，是当前决定世界命运的重要环节之一，民族主义是中间地带的主要中间地带。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PavelYudin)会谈时，针对尤金关于斯大林时期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是对印度的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的说法，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认为，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自立的政策。陈毅曾称赞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印度代表K.P.S.梅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是一位出色的谈判家”。对于印度占领果阿，中共中央虽表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不相信军事行动可以解决国际问题，但同时强调中国会尽自己所能结束殖民主义。因此，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和“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活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是“荒谬和非法的”。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基于印度的这些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认为，“尼赫鲁曾经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尼赫鲁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重大侵略行动也很少加以反对，而对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却不断进行攻击。在国际事务的许多重大的关键问题上，尼赫鲁经常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基本上是对帝国主义采取‘小批评、大帮忙’的政策。”中国特别强烈地批评印度在联合国的代表完全追随西方国家的政策，支持西方国家在匈牙利、朝鲜和中国问题上的强权政治，判定印度通过这种方式正在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反动派靠拢。因此，毛泽东虽然在1959年5月的时候认为：“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们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但他同时更强调：“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之间的分歧。”

导致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但矛盾和冲突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时就已初露端倪。鉴于历史原因，中共中央在做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决策时，充分考虑印度的反应。但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上立场坚定，并告知印度政府：“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印度在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连续照会中国政府，表明其立场。印度坚持认为，“并没有任何确证指出西藏人方面采取了任何挑衅行为或任何诉诸非和平的方法。因此，无论如何，对他们采取这种军事行动是没有理由的。”印度甚至声称：“最近在西藏的发展已影响到”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关系以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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