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洛夫的报告对尼赫鲁的评价同中国截然相反。报告认为尼赫鲁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虽不能排除他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针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极其富有远见，他承认印度同中国、同苏联以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友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招致印度国内同英美阵营有联系的极右翼资产阶级集团对尼赫鲁的攻击，指责他对中国“优柔寡断”和“妥协退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赶尼赫鲁下台，改变印度中立的外交政策，使之朝着极右的方向发展，并走上同西方强国结盟的道路。如果印度的反动势力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目标，那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尼赫鲁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路线是加强和平的斗争中的一个积极的因素。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为苏联的政策辩解，他指出，如果苏联也卷入这场冲突之中，并产生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联合战线反对尼赫鲁的印象，帝国主义分子就会更加欣喜若狂。事实证明，在苏联提出赞成和平解决印中冲突之后，帝国主义分子的喧嚣就大大降低了。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重要证据。报告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前几天，“敌人的宣传机器竭尽全力利用中印冲突来达到破坏苏联和平倡议的目的，将中国的行动归咎于苏联，由此引起我们和印度之间的争吵”。
为此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得出两个极为重要的结论：第一，中国领导人既不能正确评价自己在处理同印度关系上的错误，也不能正确评价苏共中央在调解中印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第二，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局势的估计以及对尼赫鲁对冲突的反应的评价是错误的和武断的。对于苏联的这一判断，苏联驻华大使馆在1959年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苏联领导层一直试图影响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并同意同印度达成妥协；但苏联官员相信，“只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从总体上修正其外交政策立场的结果”，中国的行为才会发生变化，但“这在短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
苏斯洛夫报告中所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苏联开始公开批评所谓的“左倾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中国的行为“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正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口头通知，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在苏联看来，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代表团之间的秘密讨论中批评中国的政策，称毛泽东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认为中国在中印关系的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8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为苏联对民族国家的政策进行辩护；文章指出，尽管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和伊拉克等采取的“基本的民主措施”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以这些措施是民主的性质而非社会主义的性质为理由，以教条主义的立场来低估和轻视这些措施的进步的重要性，也是错误的。
对于赫鲁晓夫上述的一系列讲话以及赫鲁晓夫随后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他还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所做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其结果就是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0年4月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因此在苏共中央看来，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苏联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是如何对待边界和领土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冷战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更使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无疑相信，“西藏、新疆边境的部队在前线同尼赫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的问题上，中国全面抨击苏联的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这样，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在1963年7月同苏共中央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反复强调：你们使美好的社会主义阵营陷入多么混乱的境地！在处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的关系时，你们完全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行事。当你们认为自己的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当你们相信自己抓住一根由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或诸如此类的人递给你们的某种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兴高采烈。对那些不跟着你们的指挥棒转、不受你们摆布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你们就暴跳如雷，你们就宣布社会主义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由于你们自己的错误政策而处境不妙、遭受挫折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些坚持原则和真理的兄弟党和国家，把它们当作出气孔和替罪羊，你们甚至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迎合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便寻找出路。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立场，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观点，正是他篡改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原则的突出表现；“苏联领导人所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是投降主义。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不仅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且也说不上是中立的。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起，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反对印度人民。他们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背叛了印度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印度人民的，是尼赫鲁政府。大力支持尼赫鲁政府、并且从各方面为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辩护和粉饰的，是苏联领导人。苏联领导人背叛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这笔帐总有一天是要算清楚的。”
其次，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因此，“如果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那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
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
最后，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
文/戴超武 原载于《历史研究》 , 2003(3):5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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