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是1989年进入人民日报国际部的。1993年，他被派去南斯拉夫当驻外记者。为什么是1993年？因为1992年开始的波黑战争这时候白热化了，死于非命的几率达到了峰值！
我们要向发出这张派遣令的同志致敬，虽然很遗憾，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有的同志可能对此有所怀疑。胡锡进1989年到国际部，1991年就爆发了海湾战争，如果我说的是事实，为什么当时没有把他派过去？
两种解释。一、胡锡进的真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二、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海湾战争注定持续时间不长（事实上也只有一个多月），基本没有陆战，而且多国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大大降低了平民的伤亡率。我们的同志因此没有太大的把握，一击不中的话，下一次故伎重施就容易被看成是公然迫害。一年后爆发的波黑战争就不同了，三个民族无原则混战，武器水平又差，如果胡锡进像他自己所说一样敬业，基本可以认定有去无回。
我们见到的证据支持第一种解释。胡锡进说：“其实早在三年前，就是我去南斯拉夫前的几个月，当时《环球文萃》还没创刊，我帮他们拉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笔赞助。别人也拉过赞助，但真正见钱的我是第一个，那笔是1.5万元。”
记者问：“你拉赞助的时候，报纸还没出来，你怎么跟企业说呢？”
“我当时拿着黄页本打电话，像做酱菜的六必居我都打过，还有生产铅笔的厂家。就跟他们讲，人民日报要办一张子报，希望支持一下，等将来我们报纸出版以后，给你们补做广告。那时候报纸少，真有企业给钱，我一共拉了10.5万元。”同时，我也参与编辑工作，创刊号的头版就是我做的，当时做了好几期的头版，然后就去南斯拉夫驻站了。”
说胡锡进是一个生意人，说错了吗？说我们的那位领导干部火眼金睛，说错了吗？
还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外派胡锡进是一个除奸行动。胡锡进的专业是俄语，南斯拉夫说的是塞尔维亚语，因此，“临走带了本‘塞汉字典’，还带了本WPS的书，因为我没用过笔记本电脑。到了贝尔格莱德先学塞尔维亚语，学电脑，然后是学开车，样样都从头学。”
从古至今，人民日报国际部都是人才济济，何以使用一个一窍不通近于废物的胡锡进？还能有更好的解释吗？从胡的叙述中，几乎可以感到他是被一脚踹上行程的。
胡锡进说，当时他的稿子主要发在《人民日报》，“但《人民日报》版面也很少，国际版只有一两个”，因此，他虽然在“世界关注的焦点”上，一个长篇特写最后“也就发了700多字”。胡先生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他在南斯拉夫要完成的任务根本不是写稿子。
波黑战争1995年底结束，胡锡进直到1996年才被允许回来，可以想见除掉他的决心之坚和失望之大。我提议向那位不知名的忠诚干部再次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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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悲，计划的失败反而成全了胡锡进，让他有了借以吹嘘和进身的资本。“我到了之后经常往波黑跑，一共跑了20多趟。我从贝尔格莱德开车过去，大约三四百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邯郸，都是山路。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挺危险。就像要从路面上横穿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机灵的人天天横穿也没事，运气不好的穿一次可能就被撞死了。”
不过，胡先生的运气为什么就那么好呢？显然这不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思路。在同一篇报道里，他谈到“听到子弹飞过来‘啾啾’的声音，腿都发软”，可见，胡先生的胆子并不大，运气应该是自己创造的，那“20多趟”究竟跑没跑、在哪儿跑的，没有疑问吗？
下面的事实有助于我们想象胡先生在南斯拉夫的真面目。2014年，胡锡进在微博里写道：
见到一对越作战老兵，讲他当年参加敢死队。晚上挑选出一批敢死队员，表决心，然后集中在一个大房间里，由两倍于敢死队员的士兵看着他们，怕有人跑了。每人给一个本，给亲人写信，实际是写遗书。他说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样，第二天执行。那一夜睡个屁。他活下来，是因为第二天突击任务取消了。向他敬个礼。
他还讲了一个获二等功的战友，肩扛炮手，平日最胆小。遇一半山碉堡，组织了三组肩炮手，这个兄弟排第三组。他眼看着前两组战友倒在碉堡前，身被重机枪打烂。该他去死了，他冲上去，站起来。命啊，敌人的重机枪可能枪管打红了，可能换弹夹，他得到与整个生命同价的几秒钟。他击碎了碉堡，成了英雄。
我们的解放军报官微马上予以了反击：
看了胡锡进的微博内容后，我们与几位当年参加过这次作战的亲历者进行了核实，他们闻听后很是气愤，认为胡锡进的相关微博内容是胡说八道，子虚乌有，是对当年参战官兵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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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群众中存在着一个错误认识，认为胡锡进这样的人，是左派。胡自己也欣然接受，似乎真是这么回事儿。“我可能算中左吧。”
左派拼的是真诚，无论多愚蠢；右派拼的是智力，无论有多坏。胡锡进对我们有真诚吗？他确实不蠢，而且相当聪明，只不过那只是生存伎俩，跟智力毫无关系。于是，他只剩下了“坏”。
胡锡进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政治立场的，作为生意人，他只有“派性”而绝不会代表任何政治派别。多年来，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方面的斗争，有时候有的同志虽然注意到了，也没有引起警惕，更没有采取果断的对策。
2015年，胡锡进擅自变更因公出国行程，带着手下人去波兰旅游，受到了组织处分。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就知道我们对他的处理，实在太轻描淡写了。
“那次申报的是去德国，我们顺道去了波兰，这个确实没有报批。我觉得这体现了八项规定的严格，领导也跟我谈话了，我坚决接受。给我一个处分也是爱护我，也没有更严重的处理，现在我不是照样还能出国吗？”
是不是不卑不亢？是不是有够嚣张？他不仅照样能出国，还照样能继续给我们找麻烦。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认识不清吗？认清之后还束手无策吗？
1975年，小平同志在《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说：“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
不仅如此，小平同志把斗争方法也一起告诉了我们。“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
我们的理解，小平同志说的发动群众，并不是让我们跟胡锡进之流在微博微信上斗嘴皮子，那样岂非正中了他的下怀？“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的同志说，这样一来，胡锡进张嘴闭嘴讲人道主义，我们是不是会很被动？小平同志早就料到什么因素会动摇我们的阵脚了：“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胡锡进曾经扬言：“与历史赌错了人生就会轻如鸿毛”。胡老师太乐观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要说鸿毛，他是连汗毛也留不下的。
文/卑鄙小人 来源：作者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