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界各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规则缺失导致国际关系的失序化。20世纪以来，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权力秩序观还是自由主义的规则秩序观都将人类化解战争与冲突，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大方向锁定在以军事、政治、经济与外交为核心目标的传统安全问题上。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为标志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构成的安全威胁日益凸显。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挑战是全球性与跨国性的，并非少数几个大国所能够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与此同时，与传统安全相互叠加，并主要由传统安全所引发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在应对以传统安全威胁为代表的所谓“高级秩序”方面存在着失序化的同时，在应对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代表的所谓“低级秩序”方面也面临困境，导致“高级秩序”与“低级秩序”叠加，人类在全球治理方面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如果说人类在“高级秩序”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健全与修订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存规则问题，人类在“低级秩序”方面所面临的则是如何建立一整套为各方所能接受的规则问题。因为就全球治理的本质而言，就是秩序问题。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在非传统安全方面面临的共同安全威胁不断上升，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但是，国际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国际治理能力不足与国际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建设。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制度与全球政府项目主任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Pat-rick)对全球治理有着深入研究，他在分析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全球失序的原因时指出，尽管出现了二十国集团组织，但现行的全球治理中明显地分化为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两大阵营。帕特里克认为，尽管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壮大，但它们并没有提出清晰的、可以替换当今西方秩序的主张。由于各大国之间矛盾突出，全球政府日益走向碎片化。人类在海洋、外层空间与网络等三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加剧了全球失控。就当今的全球治理现实而言，大国或由于没有迫切的意愿，或由于暂时无法达成一致的治理共识，导致全球治理方面的规则明显不足。正是因为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缺失较多，才使得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在全球治理层面表现明显。

第五，当今世界主流经济理论主要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影响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导致国际关系在经济领域严重失序。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强调资本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克林顿和布莱尔推行的更新版温和的“第三条道路”，都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主张“大市场”和“小政府”，其实质是主张市场高于一切政府不插手经济管理，由“看不见的手”自行发挥作用。尽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这种经济理论过于偏重资本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忽视国家行为体对市场的有效监管作用，所以，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永远无法化解资本主义内在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两极化加剧现象。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在全球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力日益加大，而全球经济治理的缺失更加剧了资本经济在金融领域的高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极度膨胀导致的恶果。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秩序》一书中就曾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过度强调资本的市场化与政策的自由论所导致的危害性进行过深刻批判。作者认为，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是维护英美资本主义的工具，所谓自由主义经济(自由资本主义)是骗人的，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是真正“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近几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产生很大影响。皮凯蒂认为，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当今，最富的0．1%人群大约拥有全球财富总额的20%，最富的1%约拥有其50%，而最富的10%则拥有财富总额的80%～90%。《21世纪资本论》以确凿的数据与理性的思辨再次告诫世人，受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无法从本质上化解，国际秩序在经济方面的失序化是资本市场化的必然体现。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评价当今世界的四重历史趋势的大反转时就曾认为，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解为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的危机浮现。

三、国际关系失序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思考

严格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更像一个西方主观价值判断，“失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西方话语，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中国政府对国际秩序变化的表述相对谨慎，认为国际秩序处在“转型”“调整”或“过渡期”。例如，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认为“世界进入新旧国际秩序过渡期”。不过，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于2016年7月6日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题为《失序与秩序再构建》的演讲中却正面提到了国际关系的失序。无论是学术界所提到的国际关系的失序还是中国官方所倾向的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或者说失序是一种趋势，按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袁鹏研究员的说法，当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正经历着第四次重大历史性变迁，当今国际关系最突出特点就是无序、失序。应该认识到，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整体衰退，以及其他一些导致国际关系失序化的因素无法在短期解决，国际秩序的失序或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不断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之际，必然要提出变革国际秩序的设想。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之路又异常艰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就如何重构国际秩序必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就强调，要充分估6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鉴于国际秩序失序化的长期性，中国应高度重视对国际秩序的理论与现实发展趋势的研究。秩序问题是国际政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国际秩序是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大国国家利益的体现;国际秩序是世界大国关切的主题，是大国的核心国际战略议题，只有大国才有实力与意志力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所以，世界史上的大国都高度重视自身在构建国际秩序议题上的重要作用，将秩序议题纳入战略层面进行考虑。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先后于2010年与2015年出台的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将国际秩序与安全、经济繁荣与价值观并列为美国高度关注的四大国家利益，这足见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对国际秩序问题的重视程度。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崛起大国，理应对国际秩序的失序投入足够的重视。

也应认识到，既然国际关系的失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这种失序化对于中国可能就意味着一种战略挑战。一方面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战略盲动，提出变革现存国际秩序的激进性要求。新世纪以来，学界不断热议的权力转移论及其美国霸权衰落论导致中国国内出现了一种激进民族主义倾向，认为中国有可能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但就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而言，中国并不具备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达70年之久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实力。从发展的眼光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历史的大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大国会主动放弃对其国家利益命运攸关的现存国际秩序主导权。而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如果缺乏必要的战略定力，面对国际关系的失序化，认为有可能修订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则可能会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秩序的失序化趋势对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把握、中国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这种现实将构成潜在的威胁与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总体处于失序化态势，美国等西方大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但是，从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到当今的共和党特朗普政府，美国总体处于战略收缩态势。新上任的特朗普政府明显流露出有限国际主义的意图。从目前的一系列口号与举措来看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挑战支撑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跨党派原则:一是支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二是承诺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以支撑全球安全体系。如果特朗普兑现其竞选的承诺，或者仅兑现其部分承诺，这将意味着未来几年作为现存国际秩序主要倡导者的美国，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动力不足。在美国缺乏担当国际秩序盟主意愿，其他大国又无力塑造现有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失序化趋势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例如，未来几年的中东地区失序化，中东欧地区失序化，以及东亚地区秩序潜伏的安全危机都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是主要大国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的体现，是主要大国的关切点，稳定的国际秩序首先符合主要大国的利益。就中国而言，未来10～20年是世界经济实力重构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权势重构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阶段，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重要阶段之际，国际秩序的日益失序化，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利益日益全球化的发展中世界大国而言，将是更大的挑战。

从辩证法的角度上讲，国际关系的失序化对中国也是一种机遇。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规则。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讲，规则又体现了一种话语权。所以，在国际政治舞台，谁拥有规则的话语掌控权，谁就在事实上拥有了秩序的主导权。美国学者伊肯伯里曾经指出，今天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话语权的竞争，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挑战国际体系等级的根本性对立。就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而言，尽管中国不应该贸然挑战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秩序，但应加强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构建中话语权的引领与掌控。例如，中国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有益尝试都是这样一种努力。今天，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应大力倡导全球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并通过塑造国际经济贸易中的规则，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结 语

国际关系的失序趋势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其深层原因恐怕还要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身上寻找答案。自近代早期人类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逐渐确立了在世界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全方位优势，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的国际秩序时代。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超强国力使其成为引领“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言人，由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就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这种国际秩序的两大核心特点是政治层面的西方民主普世化与经济层面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朱云汉就认为当今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建立的思想基础有三个:西方中心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1990年代初苏东集团的解体、“历史终结论”的大行其道助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普世化趋势。从政治层面上讲，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念是基督教文化圈的体现，但经济层面的成功促使西方世界将一个在政治层面本应一元性的价值判断延伸到一个多元价值判断的世界，从而用西方价值的一元性试图替代世界价值判断的多元性。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通过掌控话语权不断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不断构建西方政治秩序乃至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并借助强势国力不惜以大棒与金元强力推广，其结果只能是“文明的冲突”，将一个相对有序的国际秩序引向无序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利特(ＲobinNiblett)在反思自由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时指出，自1945年以来人类所推动的开放、民主、个人人权向全球扩展的自由国际秩序，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真的。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当今世界，基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很难存在一个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存在的只是地区秩序乃至国际秩序。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深刻地影响着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以，人类正在经历着“四百年未有之变局”，西方世界主导的当今国际关系的失序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文/ 杨卫东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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