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力、战力、影响力角度看，库族“北叙联邦”所辖武装力量是所有反政府武装中最强的，成为美俄竞相争取的对象。从库族在叙利亚生存历史看，他们与阿萨德家族并无深仇大恨，因为无论老阿萨德还是巴沙尔都一直是将库尔德问题作为制衡土耳其的筹码。这也是库工党及其衍生政党和武装能在叙利亚扎根并壮大的原因。自叙利亚陷入战乱以来，“人民保护军”和“妇女保护军”等库族武装虽然也与叙政府军爆发过多次战斗，但初衷是将“西库尔德斯坦”境内的叙政府军赶走，目前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以“人民保护军”和“妇女保护军”为主干的“叙民主军”之所以与“伊斯兰国”殊死搏杀，是因为“伊斯兰国”企图征服“北叙联邦”。[10]从库族武装作战范围看，其并未超出“西库尔德斯坦”边界。叙北库族政党及武装最高政治理想是创建独立民族国家，“北叙联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巴沙尔政权接受“北叙联邦”已是“国中之国”的事实，叙北库族政党及武装不会执意参与推翻巴沙尔行动。对于这一原则，库工党领袖巴伊克、民主联盟党主席萨利赫、“叙民主军”发言人塔拉勒·赛罗等均有明确表述。而巴沙尔是否接受库族在叙北立国，成为影响叙北库族政党及武装政策走向的关键因素。如巴沙尔政权对俄罗斯长久支持有信心，则会拒绝库族独立要求；反之，为求政权延寿则会默认。
由于特朗普政府奉行更迭巴沙尔政权与“反恐”并举方针，暴露出政策着力点自相矛盾、不可兼得的特征，令俄罗斯获得争取叙北库族武装之良机。自美俄同时打击“伊斯兰国”以来，俄罗斯也向“北叙联邦”提供了军援和人道主义援助，使叙北库族对俄罗斯持友好态度。保持对叙北库族影响力，对俄罗斯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可借此调控俄土关系。俄土关系在埃尔多安挫败2016年“7·15政变”后显著改善，但在埃尔多安2017年4月底重新要求巴沙尔下台后又罩阴云。为促使土耳其再次放弃“倒巴”政策，俄罗斯加大了向叙北库族示好的力度，同时也准备在“北叙联邦”前途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利益置换。2017年5月4日，俄罗斯牵头与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境内划设四个“冲突降级区”，刻意避开“北叙联邦”，为今后分别与美、土磋商叙北库区问题预留出回旋空间。其二，可在叙中央政府与“北叙联邦”间充当和事佬，使叙北库族武装不参与美国指挥下的“倒巴”行动。
目前，叙利亚境内主要反政府力量的现状是：“叙自由军”、“土库曼旅”等“倒巴”态度坚决，但力量太弱，构不成对巴沙尔政权的致命威胁，且受土耳其而非美国掌控；“伊斯兰国”、“征服阵线”等恐怖组织战力强悍，“倒巴”态度坚决，但为美国打击对象，也是俄罗斯和叙政府军的打击对象；唯有“叙民主军”实力雄厚，战斗力强，但对巴沙尔政权态度暧昧。如上情势暴露了美国“倒巴”窘境，反衬出俄罗斯对叙政策及军事存在的灵活主动，更彰显库族势力影响叙利亚局势未来走向的独特作用。从更广角度看，美俄涉土、涉伊（拉克）政策也愈来愈需要对库尔德问题加以利用。
六、结语
库尔德问题源自相关国家和民族对库族的歧视，以及库族为争取平等地位而展开的反抗，最终催生谋求库族独立的思潮与运动。西亚北非动荡引发中东地区各类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直接冲击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利益和地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部分国家爆发战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借机肆虐，域外力量不同程度地干预地区局势走向。在此背景下，库族独立运动乘势而起，并被域外大国和相关地区强国所利用，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动能。
因库族独立运动出现崛起势头，叙利亚已经“碎片化”，且未来能否保住国家大一统充满变数。伊拉克什叶派政权与伊朗关系密切，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关系不睦，国内经济、政治、教派、社会、安全危机远未消除，国家治理尚未步入良性轨道，而库族已扬言搞“独立公投”，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构成巨大考验。土耳其作为有宏大抱负的地区强国，已经深度介入叙伊乱局，但尚未取得重大地缘政治斩获，原因在于库尔德问题的牵制和大国、强国对此之利用。展望未来，库族独立运动还将获得新的动力源泉，但也面临主要来自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巨大制衡。
[1] 关于库尔德人概况可参见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4 (Third edition)，亦可参见“Who are the Kurds?,” BBC, 14 March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9702440; “Syria – Kurds,” World Directory of Minorities and Indigenous Peoples, http://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kurds-5/。（上网时间：2017年6月26日）
[2] See Hakan Ozoglu, Kurdish Notables and the Ottoman State: Evolving Identities, Competing Loyalties, and Shifting Boundari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pp. 74-75; Wadie Jwaideh, The Kurdish National Movement: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5-79.
[3] See M. A. Aziz, The Kurds of Iraq: Ethno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I. B. Tauris, 2011, pp. 219-246; N.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24-52.
[4]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2007, pp. 242-297.
[5] See Joost Jongerden, The Settlement Issue in Turkey and the Kurds: An Analysis of Spatical Policies, Modernity and War,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7, pp. 57-71.
[6] See “Crisis in Syria Emboldens Country’s Kurds,” BBC News, 28 July 2012; “Syrian Kurdish leader: We Will Respect Outcome of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ARA News, 3 August 2016.
[7] 罗加瓦（Rojava）地区的库语含义为“西库尔德斯坦”，包括今“北叙联邦”的阿夫林、贾济拉、科巴尼、沙哈巴四州，中心城市有卡米什利、阿夫林、科巴尼、曼比季、泰勒里法特等。
[8] 库民党和库爱盟统辖武装力量均自称“Peshmerga”，意为“敢死战士”。
[9] “2023战略愿景”由正义与发展党于2003年提出，其设计师为土耳其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前外长和总理达武特奥卢。该愿景核心内容是：在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使土耳其经济和综合国力步入世界前十，并拥有独特的国际规制塑造力和话语权。虽然达武特奥卢在2016年5月5日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但“2023战略愿景”仍是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内政与外交的总目标。
[10] 根据巴格达迪于2014年6月29日颁布的《建国宣言》，“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最终建成须经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征服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含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灭亡以色列；第二阶段，“改造伊斯兰世界”，推翻一切世俗和“叛徒”政权，占领麦加并定为“永久首都”；第三阶段，迫使一切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皈依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建成“哈里发大帝国”。第一阶段是基础和重点，第二、三阶段可做“前期准备”，包括外线扩张，如筹建呼罗珊、马格里布、西奈、车臣、也门、阿富汗等“省”。
文/董漫远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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