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的本质及其中国运用
摘要: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他们理论的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延伸。结果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他们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伸都会在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而不得不做出相应的战略收缩。根据亚洲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笔者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
近代和现代是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推进最快、气象也最为宏大的时期，同样，这也是中国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重灾难及中国人民中图强救亡的精神最为高涨的时期。久病成良医，良医治久病。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大幅推进是时代的需要。但理论的大幅推进总难免会有粗放的方面，其对国家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对地缘政治本质的把握。
（一）地缘政治不能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1]、马汉[2]、凯南[3]、布热津斯基[4]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了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就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5]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6]。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的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还破天荒地为人们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8]，他们理论缺点是其优点的过度运用。他们在纸稿上尽情挥洒他们天才想象的同时，又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一部部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9]，诱使着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
卡尔·豪斯浩弗[10]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11]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12]。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13]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14]结果，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了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15]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16]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17]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18]，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配匹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
（二）地缘政治本质是研究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匹配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
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其要义是正确地认识国家目标与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相互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说：“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湖南邵阳）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湖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是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湖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19]1928年年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20]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泽东判断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结局的重要依据，1937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21]这个思想在1938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得以系统发挥。毛泽东说：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22]
1942年，毛泽东运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准确地提出德国法西斯将在入侵苏联战争中灭亡的判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写道：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23]
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指导国家外交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4]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将他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这些认识用于历史研究，其观点更显卓尔不群。1953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与即将赴越南的韦国清谈话时说：
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25]
从某意义上说，诸葛亮属于学者型政治家，与当代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有着同类气质。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致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后蜀国国防出现的战略缺环；也正是因为立都于成都，才迫使刘备率兵东进并陷入一百多年前公孙述政权“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26]的危境。
据《资治通鉴》，曹操取得汉中后，刘晔曾向曹操建议：“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27]毛泽东在读到这一段时，一定想到在长征路上他与张国焘斗争的经验，在页旁批注：“不可信。”[28]
显然，毛泽东的见解更具实践价值。这里，刘晔考虑的是有限资源投入与局部目标实现的关系，他的建议当然不会为曹操采纳。曹操考虑的是有限资源投入与全局目标实现的关系。且不说曹操的战略目标是逐鹿中原，也不说入川后因地形复杂将使清剿刘蜀政权的部队需要极大且因路途险远、运输而不能保证的资源，我们只要看看13世纪中叶蒙古大军入川后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今重庆）下以致终不能出川的窘境，就会知道，进入四川若不能控制重庆，那就会被——用毛泽东的话说——“瓮中捉鳖”遑论再入中原。入主中原，得到的是中国，而占据四川得到的只是偏地大王。如果采纳了刘晔的建议，届时曹操所失的将是天下，而获渔翁之利的则是孙权。
地缘政治理论的守衡本质并不出自学者书房中的逻辑推理，它是地缘政治实践中所蕴含着的守衡规律真实反映。既然是规律，那它就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
历史上有一个重大且同类的现象值得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曾打到印度河上游的两个战无不胜的帝王——亚历山大[29]和成吉思汗[30]——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半岛，却班师回朝而不是顺河而下，直捣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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