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制约中美互信的根源是什么？如何从战略文化差异理解中美关系？2014年5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战略再保证和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一书，尝试以一种独特的视角阐释上述问题，给我们以答案。该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奥汉隆，前者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后者为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两人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处理中美关系的实战经验，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值得我们细读与深思。
美国对中美关系缘何不自信
21世纪，国际政治领域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崛起。如今，中美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带给中美关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告别了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好日子”，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过去，中美实力差距明显，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拥有更大的主导权。但如今，中美之间实力差距被不断拉近，两国关系演变为“强―强”状态。作为崛起国，中国拥有更大的机会和空间去追求国家利益，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正在丧失主导权，两国都在寻找新的平衡点，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痛苦的磨合期”。
围绕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守成国有意阻挠挑战国的崛起，不会考虑崛起国的利益和诉求，二者的冲突难以避免。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否会爆发冲突取决于崛起国，只有崛起国认为从现行秩序中已经无法受益时，才会以破坏性的方式重建全球新秩序。美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既存在依赖性，又存在诸多不满，根据目前的态势很难判断中国的态度，美国学界对中国“最终”是否会颠覆现行国际秩序存在巨大争论，对两国超越“囚徒困境”（误判对手的战略意图而导致大国对抗）信心不足。
一方面，中国受益于现行体系。第一，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为中国提供了亟须的市场和技术，为中国的商品出口提供了稳定而开放的市场，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第二，过去几十年，美国没有将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力发展视为挑战，中美关系合作一直是主流，中国能够在“体系内崛起”本身就证明了国际体系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第三，中国在现行国际政治秩序中也拥有独特地位，如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重要成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对现行秩序有诸多不满。第一，不满美国的对台军售、对中国海空的抵近侦查、插手东海和南海问题等，认为美国干涉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不满美国阻碍欧盟对华武器出口、绕过联合国实施军事干预等，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奉行霸权主义。第三，不满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主张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中美战略互疑的根源
一是中美对“亚太再平衡”战略认知不同。美国认为“再平衡”不针对中国，自己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有效阻止了地区军备竞赛，限制了日韩两国核力量的发展，防止了地区热点问题激化，保障了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并不接受美国的这种说法和逻辑，认为美国整合亚太同盟体系是“冷战的延续”，遏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认为美国介入东海、南海等热点问题使亚太地区局势复杂化；认为越南、菲律宾等国在美国的支持之下提升了与中国对抗的力度，而美日同盟的强化助长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是中美两国的战略文化不同。美国的战略文化受“孤立主义”和“美国例外论”影响，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是“把威胁拒之门外、把潜在威胁消除在萌芽状态”，因此，美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不是通过国家间合作，而是有效的威胁防御。这些手段包括在海外投掷军力，保持绝对军事优势，获取区域安全机制的主导权。而中国的战略文化受到“百年国耻”和“华夷体系”的影响，其国家安全目标是“防止外来干预，保护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而实现目标的手段主要是对冲外来影响，获取区域主导权。中美两种战略文化的碰撞导致了亚太区域的安全困境：中美两国都不会放弃对亚太主导权的争夺，都将对方视为威胁，但同时又不认为自己威胁到了对方。
三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加深了彼此的战略不信任感。一方面，大多数美国民众认同“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受国内政治机制制约，比较难以发动战争，因此常把非民主国家视为安全威胁的来源，把推广民主人权作为重要的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而中国则将此视为西方的“和平演变”，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另一方面，美国不理解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而中国对美国的三权分立机制也充满怀疑。例如，中国一直对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深表不解，认为美国“言而无信”、利用政治机制“玩弄政治手段”。而由于对彼此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缺乏理解，双方很容易将对方的很多市场行为视为“国家行为”，导致了中美两国在人民币汇率、中国对美投资、窃取商业机密等问题上摩擦不断。
四是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在扩大。此前，国内政治的许多因素一直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如中国企业对美大量出口商品，经济上获益颇丰，而美国人也因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得以“用较低成本维持了高水平的生活”。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利率，对美国经济发展有利。因此，美国商界一直是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如今，这些因素正发生改变。一方面，经济危机后，美国工人大量失业，美国社会将其归咎于“中国的制造业竞争”。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政府降低了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华的美资企业感到了“心理落差”；同时，中国的资本输出不断增加，中美之间的商业竞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伴随着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膨胀。2013年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超过60%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有意遏制中国崛起，民意的压力导致两国在发展关系上的尺度更难把握。
中美关系需“战略再保证”
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两国需认识到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并采取灵巧的战略和政策予以化解，否则，中美关系的“囚徒困境”将成为现实。中国作为崛起国，需要表明不会以别国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国家安全；美国作为守成国，需要表明美国不会改变支持中国发展的一贯政策，同时美国需要利用自身的经验优势，加强中美危机管控，防止军备竞赛的发生。
推动“战略再保证”（reassurance）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双方需要理解彼此的战略文化和国家安全理念。二是双方都应想方设法限制“敌对行为”，杜绝边缘政策。中美应努力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让对方相信，不会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追求“绝对安全”；二是一旦对方出现敌对行为，己方需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战略，避免因为仓促“应战”而使局势升级，造成对抗局面无法挽回；三是双方都需要挖掘共同利益，为合作创造条件，加强相互依赖，不断提升发生冲突的成本。“战略再保证”有四个内涵，一是克制（restraint），双方都需要放弃“某些易被对方解读为威胁”的行为；二是强化（reinforcement），当一方克制之后，对方应有所回报，以肯定和强化这种克制的行为；三是透明（transparency），双方应展现更开放的姿态，彼此加强了解，使对方能够明确感知到自己的战略意图；四是适应（resilience），若一方主动挑起事端，另一方可不急于回应，降低对对手做法的“敏感性”。实现“战略再保证”需要“显示战略决心”（resolve），每一方都需要清晰地界定自己的关键利益，使对方了解自己的底线，并采取行动展示捍卫这一底线的决心。
中美两国需要对超越安全的“囚徒困境”抱有信心，因为只有两个“囚徒”在无法沟通和协商立场时，“囚徒困境”才会成立。如果双方能够有效沟通，这种困境很容易避免。中美需要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加强沟通，并直面可能导致冲突的各种问题。中美需要在军费开支与军事现代化、地区热点问题、全球公地问题、军力部署这四大领域展开直接而坦诚的对话，亮明底线，加深了解，建立规则，推动建立“可持续、合作性”的中美关系。如果中美能够建立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在21世纪滑向霸权争夺或大国战争，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文/董春岭 原载于《世界知识》2014年第14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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