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社会结构
1.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分析
与国内经济主体性不断展现的趋势相对应，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群体的身份地位也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改革开放30余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刻改变了前一个30年形成的基本社会结构——城市单位制与农村公社制。1970年代末推行的农村经济改革，逐步使得原本紧密的公社体系松散化，在解放家庭生产力的同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埋下伏笔；1980年代中晚期，城乡商业领域逐步放开市场化，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和私营企业雇佣人员涌现；1992年以后，生产领域市场化也逐步扩展，外资大规模进入，合资企业层出不穷；1990年代末“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将数千万工人从稳固的“国家单位”体系推向市场化竞争环境。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加入WTO等外部条件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以提速，沿海外向型加工企业消化了大量从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中转化出来的劳动力人口，在短时间内集中发生的剧烈社会变化，尽管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但所幸并没有发生系统性的社会动荡。
过去，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各种类型的单位（体制）占据中心位置，负责分配资源，也可以为个体提供庇护。到了今天，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单位（体制）不断收缩，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双轨社会结构——（单位）体制与市场同时存在。过去，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上下地位，主要由不同人群与单位、与公权力（体制）关系的远近来界定，因为公共权力垄断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体制内有位置，就有身份、有地位、有利益，例如干部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而经过三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市场体系已经重塑了社会结构，市场在社会中扮演着分配资源、区分上下的角色。社会个体，因为其与市场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等）的结合程度不同，而被区分出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等等，这些诞生于上个时代的阶级属性已经被市场重塑，这些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
以农民为例，现在的农民已经分化成如下几类：第一类，是因参与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阶层化的人群，如城中村改造、或者城市扩张过程中得到巨额补偿的农户；第二类，是虽然有土地，但由于土地无法货币化而收入低下，需要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第三类，是借助土地流转而进行较大规模农业经营的大户；第四类，是既无法外出务工，也无法依靠土地获得较好收益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而在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这是数千年未有的变化。同样，在城市人群之中，不同主体因其自身与资本、人际关系、专业技能、文化形象等可以货币化的资源的结合能力，也可以被区分出新的阶级身份。在社会结构的上层，是掌握资本的企业家群体和掌握权力的高级官员群体；中层上部，是掌握可以市场化的专业技术能力或者具有一定文化形象的人群，如资深律师、畅销书作家、职业经理人、知名学者、金融业者等等；中层下部，是广大的具备一定教育水准但不具备特殊能力的普通白领，如新一代大学生群体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多数普通公务员、教师、警察等等；下层，则是因病、因缺乏技术、教育而无法上升的城市底层，以及没有了土地保障，也缺乏相应的技艺、能力和资本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农民工。
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势，已经被市场化、工业化进程重新定义。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同时存在两条主线和两个标准——（体制）内与外，（市场层次）上与下。这也造成了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高度复杂。
一方面，单位体系（体制内）依然存在，而且还可以为不少工作人员提供基本保障，使得他们免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拥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得到稳定的代价，则是失去较高收入的预期。在单位体系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其收入、福利水准相对于市场中的中高级人群来说是处于下降过程中的，因而其社会地位也在相对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结构，从集体化雇佣（工厂、单位、公社、集体）向市场化、个体化的雇佣形式转移。因此，绝大多数人群势必需要依靠市场体系来谋生和发展，无法进入组织化良好的单位（政府机关、国企），而是进入到各种市场性组织之中，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快速变动中的市场体系。这些不同群体在市场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冲突——由于区域发展、城乡发展、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又非常多元，这些分散的利益诉求不断相互冲撞。而能否化解这样复杂的矛盾，除了依靠法治来规范权力行使这样的治标措施之外，更根本的挑战在于，我们能否完成产业的转型升级，以规模和系统更为庞大和复杂的分工网络来支撑起中国人整体上不断上升的社会期望。
2.内与外、上与下交错中的社会阶层
过去30余年快速的发展，在让我们对未来有更高预期的同时，也往往不满足于自身的处境。这种不满，又被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放大，导致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焦躁情绪。
由于存在体制（单位）和市场的双重利益分配标准，中国社会结构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非常复杂。
社会上层的少数金字塔顶端人员可以同时横跨政商两界，既享受体制的权势又享受市场的红利，但这一群体遭遇的社会负面评价越来越大。对于数量相对更多的企业家和高级官员来说，由于法治进程的推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资本和权力之间大致形成了一定的隔离状态：企业家可以拥有较高的收入和令人羡慕的财富积累，但与高级官员相比，他们没有政治权力，或者说仅有形式上的政治参与权；高级官员因为公共职位而拥有权势和地位，但与企业家可以名正言顺地积累财富相比，这些职位能为他们提供的正式收入相对十分有限。权力与资本的相对隔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权钱交易的成本，这也是权力运行和市场经营规范化、避免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绑架的客观需要。
但如果缺乏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平衡，缺乏强大的中层社会力量的监督，它也极易被各种变相手法突破。上层群体既想占体制的优势又想占市场的好处的做法，会形成对中层的削弱——中层群体参与市场竞争所依靠的主要是专业技术能力、知识、个人形象等，如果没有稳定的产业需求来支持和促进这些技艺和知识的不断再生产，面对大资本和权力的压力，碎片化、个体化的“专业人士”和“白领”，很容易被“利益收割”，或沦为附庸。与此同时，由于融入城市生活中的成本上升——如房价、就医、就学等问题的折磨，又缺乏体制来协助和保护，导致在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中，怨气最大、压力最大的是社会中层。这一部分人群人数较多，高达数亿。
要克服这种“中产怨气”，要使得民众有获得感，我们就必须保持社会流动性。过去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一项主要活力来源，就是流动性——不仅有物质和资源的流动性，也有人的流动性。现在，面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正逐步减少的趋势，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而要保持和促进社会流动性，不能仅仅依靠短期提高社会福利，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提高经济的活跃度，依靠产业系统升级的强大物质支持。只有产业持续升级，才能释放出规模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强有力的社会中层，并促使个体的技术、知识有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需求。
例如，“阿拉伯之春”系列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就是该地区的国家和政府无法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化人群、新一代青年提供粮食和就业。与之相似的还有拉美地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地区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产业体系，无法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人口提供有一定技术水准的长期就业，只能依靠大规模出口资源换取社会福利的模式来维持社会稳定。一旦遭遇国际市场动荡，就会出现普遍的社会返贫现象。而在欧美，由于制造、加工、设计、服务等有一定技术要求的中间性生产环节的大量外移，相关行业就业持续下降，进而使得传统中产阶级普遍受到削弱，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与中东、拉美、欧美等地相比，虽然同样面对社会结构的极化问题，但相对而言中国更有解决的希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较为强劲，社会结构也没有完全成型，具有改善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流动性的保持，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关。没有工业化持续发展作为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只是暂时缓解社会问题的一种麻醉剂，只能够消弭短期不满，无法长期坚持。
只有经济结构的变革升级，带来新的知识和生产方法、经验，新一代的人群才能依靠教育和培训等方式融入新的就业环节或就业领域，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的社会群体，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中的重要力量。而没有工业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社会资本就会从产业领域转向投机行业，导致更为严重的资本集中和阶级固化。因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转型升级”为前进的方向，以深厚的工业基础为依托，依靠产业升级来发展出更多具有发展前景的职业岗位，重塑中国社会的流动性。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如何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