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圣战理论与实践矛头长期并非针对西方
创建现代圣战理论的直接起因同样不是西方殖民者压迫，而是穆斯林圣战者刺杀印度教领袖及印度社会对此暴恐罪行的抨击。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总设计师毛杜迪（Syed AbulA’alaMaududi）1903年生于印度，他继承和主张的圣战传统首先是针对印度教徒。1927年，毛杜迪发表最重要代表作《伊斯兰圣战》，奠定现代圣战理论基础，契机并非西方殖民者当时对穆斯林干下了什么“暴行”，而是南亚次大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加剧，1926年12月穆斯林青年以圣战名义刺杀印度教净化改宗运动（Shuddhi Movement）领袖斯瓦米·施拉塔南德（Swami Shraddhanand，1856—1926年），在南亚次大陆激起谴责浪潮，连圣雄甘地也谴责“伊斯兰教是一种嗜血和暴力的宗教”，[⑩]他要为此恐怖主义暴行辩解。而这一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浪潮之所以爆发，起因是成千上万印度穆斯林在“迁徙圣战”旗号下企图通过阿富汗奔赴伊斯坦布尔为哈里发而战，却遭到阿富汗人虐待和强制遣返，随后土耳其素丹及其哈里发职位也被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废黜，宗教沮丧情绪和与印度教徒的经济矛盾相结合，引爆了波及整个次大陆的宗教冲突，同样难以直接归咎于英国殖民者。
在此书中，毛杜迪明确宣称，伊斯兰教制度是人类唯一理想的制度，其它一切制度都是“邪恶和专制的”，圣战是比礼拜和封斋更重要的穆斯林宗教义务，其目标是消灭一切非伊斯兰统治，建立伊斯兰统治，圣战对象之一是伊斯兰教内部敌人“伪信者”（即其它教派），……由此看来，把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说成是对所谓“西方霸权”、“美国压迫”的反击，至少有违现代圣战理论基础著作诞生的背景和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武装圣战思想理论和行动长期以穆斯林国家[11]政府这类“近敌”（near enemy）为最重要敌人和主要打击目标，而这些“近敌”中许多是高举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乃至“社会主义”旗号而崛起的世俗政权及其领袖，这些激进组织、个人得到的经济资助和政治支持较多来自海湾君主国。圣战武装全面崛起、全球圣战主义（global jihadism）泛滥，契机是1980年代抗击苏军的阿富汗战争。把这些归结为全部、或主要是对“西方霸权”、“美国压迫”的反击，不能成立。
埃及是穆斯林兄弟会发祥地和绝大多数基地组织创始骨干的母国，基地组织1988年初创时，2/3核心成员是埃及人，[12]埃及人库特卜（SayyidQutb）是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开山宗师，号称“全球激进伊斯兰运动教父”、“武装圣战之父”、“伊斯兰恐怖哲学家”，是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被拉登、扎瓦希里等奉为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教父，他不曾直接遭受美国迫害。包括号称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圣经”的《路标》在内，库特卜的代表性著作完成于埃及纳赛尔政府的监狱，他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入狱，是因为他们接受沙特阿拉伯资助，企图刺杀纳赛尔总统等大批政府官员，推翻纳赛尔政府。
法拉叶（Muhammad ‘Abd al-Salam Farraj）堪称库特卜衣钵传人，是埃及最重要伊斯兰圣战理论家、“伊斯兰圣战”组织（Al-Jihad Al-Islami）创始人和精神导师、当代“独狼”暴恐理论开创者，他声明，《古兰经》和圣训教诲的根本上是关于战争的内容，现代穆斯林“被疏忽的职责”正是圣战，呼吁“战斗——对抗和流血”，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有职责参加暗杀行动，……；而他认为，异教徒西方虽然用心恶毒，但“同‘近敌’战斗比同‘远敌’战斗更重要”，消灭埃及统治者并在埃及建成伊斯兰国家才是第一要务。[13]拉登死后的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也一直强调，“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要经过开罗”。[14]
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才在拉登极力倡导推动下较多地将矛头转向以色列、美国、欧洲这类西方“远敌”（far enemy）；直到1998年，扎瓦希里才率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建制加入基地组织，首次选择同美国人及其西方盟友开战。拉登之所以如此倡导推动，直接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第一次海湾战争，沙特国王邀请美军入驻保护，长远目标是因为他将美国视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重建“哈里发帝国”终极目标的障碍；若将这一起因归结为“西方霸权”和“美国压迫”，同样是荒谬的。而大批圣战组织之所以同意接受基地组织指导转向对“远敌”开战，直接原因是承受不起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的无情镇压，不得不同意与本国政府停火。
三、阿拉伯国家“祸水外引”对该区域乱局难辞其咎
至于911事件引发的美军打击伊拉克和阿富汗、“阿拉伯之春”后相关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战乱，美军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击伊拉克和干预操纵利比亚、叙利亚战乱固然有错，但有几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同样曾经成规模培训恐怖分子；其它阿拉伯国家政府推动大规模向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输出极端分子对伊拉克乱局影响重大，而且本国最终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
萨达姆政权倒台打开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在伊拉克膨胀坐大的盖子，这基本上已成国际公论；但萨达姆政权同样曾经成规模培训恐怖分子。塞特马里阿姆（Mustafa SetmariamNaser）号称“新生代圣战者首席战略家”，是欧洲恐怖小组和阿尔及利亚血腥反政府恐怖主义圣战的设计师，是系统全面总结、发展、阐述反西方“个体圣战”实践经验并上升至理论层次的第一人，其思想理论指导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逊尼派暴乱和欧洲、美国的恐怖活动方式，在中国的一些严重暴恐大案中也能看到其理论主张的影子，而此人投身恐怖活动始于1980年穆斯林兄弟会军事骨干培训班，地点在伊拉克巴格达拉希德军营。
与此类似，叙利亚政府也曾公开颂扬发动自杀性暴恐袭击的人体炸弹“殉教者”。2003年9月6日，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评论：“‘殉教者’代表了民族的意识，他们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人类中最令人尊敬的人。”[15]
沙特、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大规模实施将本国反政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押犯送往海外圣战的“祸水外引”策略，始于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故伎重施，其目的是减轻激进、极端分子对自身安全的威胁。毕竟，即使在沙特这个二战以来最稳定阿拉伯国家之一，1960年代后半期以降也曾经历政局动荡时期，反政府传单撒上主要城市大街，武装政变传闻风声鹤唳，仅1969年破获的多起未遂政变中就拘捕嫌犯逾两千人，其中政府官员二三百名，空军官兵一百余人，被捕空军官兵中将、校等高级军官多达20余人。[16]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派“新伊赫万运动”1979年11月20日在麦加发动武装叛乱，组织两千武装分子占领麦加大清真寺，自称真主使者马赫迪降临，号召推翻沙特王权，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伊斯兰神权国家，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沙特政府军足足花费了半个月时间方才完全攻占大清真寺，控制局势，据称政府军官兵阵亡2700余人之多。[17]有鉴于此，“祸水外引”被这些阿拉伯国家视为一箭双雕的高招：
2003年11月斋月期间，也门政府释放1500多名犯人，其中基地组织嫌犯92名。
2005年1月宰牲节期间，阿尔及利亚政府大赦犯人5065名。
2005年9月，毛里塔尼亚新军政府大赦政治犯，其中激进分子为数众多。
2005年11月斋月结束之际，摩洛哥政府释放164名激进分子，同月又以纪念独立50周年名义释放5000犯人。
2005年11—12月，沙特阿拉伯释放400名激进分子犯人。
2006年2—3月，阿尔及利亚政府释放犯人5000名，以此作为全国和解计划的一部分。
2006年2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释放1600名犯人，其中不乏激进分子。
2006年3月，也门释放600余名极端分子。
……[18]
为了向海外输出极端分子祸水，这些阿拉伯国家向赴海外圣战的极端分子们提供了大幅度机票折扣等便利，众多伊斯兰慈善组织也活跃其中。至于阿拉伯之春后某些阿拉伯国家对战乱国家叛匪组织的全方位支持，众所周知，在此无需赘言。
阿拉伯国家的“祸水外引”策略不仅对目标国战乱难辞其咎，而且他们本国日后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正是阿富汗战争造就的“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群体（英美情报机构认为有1.4—1.7万人）[19]令拉登势力崛起并威胁沙特本国，其中的三千“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Algerian-Afghans）及其组成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又成为核心、骨干发动了血腥的1991—2002年阿尔及利亚内战。[20]这场内战死亡总人数15—20万，[21]其间仅1992—1994年间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动就造成了6.5万人死亡。[22]割喉、斩首、断肢、掠夺强奸妇女性奴之类残酷手法因“伊斯兰国”习用而为世人熟知，最初也是出现在阿富汗“圣战”硝烟之中，然后被阿富汗圣战老兵们带到了波黑和阿尔及利亚内战战场。对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内战重施“祸水外引”故伎，迟早会令这些阿拉伯国家收获更大的反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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