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早期渊源无关“外部压迫”

进一步上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渊源，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片面归咎于“外部压迫”的荒谬。瓦哈比派源出九世纪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罕百里在世时，该派已经在帝国都城巴格达制造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以逼迫哈里发屈服，后世弟子更是热衷于在巴格达等中心城市采用社会骚乱、暴乱、乃至暴恐手段强制推广自己的主张，一次次逼迫统治者退让。[23]不少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片面归咎于“外部压迫”的学者也认为，“伊斯兰国”极端主张和血腥做法的内核源出7世纪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24]但无论是哈瓦利吉派诞生、活跃的7—10世纪，还是罕百里教法学派横行巴格达的10世纪，阿拉伯帝国都在咄咄逼人对外扩张，不断鲸吞蚕食基督、佛教、祆教（拜火教）、印度教世界领土，谈不上有什么“外部压迫”、“西方霸权”。

五、结束语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矛盾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现实生活中，自信且勇于自省、自我革新的民族和国家更能与时俱进，实现发展。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社会上下普遍极度缺乏自省和自我革新意识，一味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原罪”、犹太人的“阴谋”和他人的“误解”，不少非穆斯林国家、非穆斯林精英也对这种拒绝自省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推波助澜，甚至将其设为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这种状态不改变，指望阿拉伯国家和其它穆斯林国家自我更新，走上全面进步坦途，实属徒劳。在发展对外经贸和选择外交战略支点时，我们要冷峻、清醒地认识评估各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基础与前景。

对我国而言，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且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利益大面积不重叠；我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迥然不同；我们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穆斯林国家总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我们从不强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接受我们的看法和自我改革，但更不应该在观察国际国内相关问题时让这些国家盛行的、明显违背事实的论调统治我们的智库与媒体，拱手让其禁锢我们的头脑，甚至把这些论调奉为不可触犯的“政治正确”。这样做实质上等于意识形态太阿倒持，不仅会误导我们的外经贸与外交战略，而且将给中国国内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埋下不容忽视的颠覆性隐患，更不用说这样做根本上就有悖国体。基督教西方和中国等东亚国家，在伊斯兰原教旨教义中定位孰高孰低，我们无须大张旗鼓广而告之，但应该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认识。

我们愿意与各穆斯林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交往，按照平等互利、非宗教原则开展全方位经贸合作，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他们的观念。苏联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业化的帮助之大，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特别是手把手培训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之功，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孤例；但我们面对苏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为此不惜承受毁约、撤走专家、百万苏军压境乃至核威胁之压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政治战略中的地位直线上升，西方国家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和绝大多数技术、管理知识来源，我国对西方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多年来高到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感到“不安全”的地步，但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停止对西方的批评抨击。我们对苏联、对西方国家尚且如此，其它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不能与历史上的苏联和西方国家相比，要求我们把他们的流行观点奉为“政治正确”，不能不令人倍感荒谬。

何况我们不欠任何国家任何人情，任何国家给予我们的任何支持，我们都是付出了相应代价交换而来，我们从穆斯林、伊斯兰国家进口的任何货物都是支付了市场价格，资源出口国对销售市场、制成品来源国的依存度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对原料来源的依存度，初级产品熊市期间尤其如此。我们观察、研究伊斯兰世界相关问题应从中国立场出发，而非从阿拉伯、伊斯兰立场出发，这本应是不可偏离的基本原则，中国官方机构、特别是强力部门研究人员尤其应当时刻铭记。也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清醒认识，坚持上述基本原则，才能保证中国与各穆斯林、伊斯兰国家的交往平等互利、可持续发展。

“中医是封建主义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巴甫洛夫医学是社会主义医学”；“中国设文化部、电影局，这是错误的，应当像苏联一样设立电影部、文化局”；……诸如此类当初不乏人理直气壮倡导的“流行”论调如今已成历史笑柄，一些一度颇有人气的西方“时尚”观念正在沦为笑柄，我们不能制造新的、更加等而下之的笑柄，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无法消除的耻辱纪录。

从中国到俄罗斯，从欧洲到北美，从印度次大陆到东南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造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正是拉登、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之流恐怖主义头目和理论家率先将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国家的问题统统归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压迫”，并据此为滥杀无辜平民建立了宗教理论和“道义”基础，我们就更需要防范本国部分舆论事实上沦为恐怖主义运动传声筒了。

（初稿2017.2.12，修订2017.2.13，三稿2017.2.16，四稿2017.3.1，五稿2017.4.16，六稿2017.5.5，七稿2017.5.29，八稿2017.6.19，仅代表个人意见）

来源：爱思想

——————————————————————————–

注释：

[①]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6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②]谢赫·瓦利乌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是18世纪印度次大陆伊斯兰教代表学者，其开创的瓦利乌拉学派是近代印度伊斯兰教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之一。其名字在中文书籍中译法不同，有些中文书籍中译作“乌拉赫”，如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79页译作“夏·瓦里·乌拉赫”（时事出版社，2015年）；有的书籍中译作“沙·瓦里·乌拉”；考虑到瓦利乌拉出身宗教神职世家，本人也是教法学家，指代高级神职人员的“谢赫”译法比君主称呼“沙”更合理，本文采用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的译名（第395—3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③]在其《印度史》一书中，美国学者斯坦利·沃尔波特如此评价：“1818年之后，英国在印度只有一个军事统治上的对手：旁遮普的年轻的锡克王国。”——【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第214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

[④]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第168—169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⑤]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第九章“道义现实主义的崛起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

[⑥]mawali，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本将这个词意译为“贵族保护下的平民”。

[⑦]在其权威的《阿拉伯通史》一书第二十章“伍麦叶王朝的行政和社会情况”、第三十五章“伍麦叶王朝在西班牙的王国”中，美籍黎巴嫩裔学者菲利蒲·希提描述了阿拉伯帝国时期、西班牙伍麦叶王朝时期穆斯林社会中的这种阶级分层和歧视。——【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上），第212—216页；《阿拉伯通史（第十版）》（下），第460—465页；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

此外，正是由于阿拉伯帝国穆斯林社会中存在的这种歧视压迫，被征服地区改宗的新穆斯林往往成为对政府最不满的阶层；又因为他们能够接受军事训练而非穆斯林被剥夺军事训练机会，改宗的新穆斯林常常成为武力反抗现政权的主力。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推翻伍麦叶王朝，凭借的就是波斯穆斯林武力；阿拉伯征服西班牙之后第一个世纪末期，城市中改宗的新穆斯林“穆瓦莱敦”（Muwalladun）群体就率先拿起武器反抗阿拉伯征服者的政权。

[⑧]在其《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一书第六章“许多新月——分裂的南亚穆斯林”中，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驻印度记者爱德华·卢斯描述了穆斯林高种姓阿什拉夫对低种姓非阿什拉夫的歧视，犹如婆罗门之于贱民“达利特”（第157—158页，中信出版集团，2007年版）。又，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由西巴主导，东巴人士感到受歧视、欺压，最终孟加拉国独立，深层次根源之一可能就是中亚、西亚征服者后裔多数在西巴基斯坦，东巴基斯坦穆斯林多数源于孟加拉素丹国（1336—1576年）统治期间改宗伊斯兰教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就如同历史上波斯穆斯林支持阿拔斯王朝推翻伍麦叶王朝、西班牙改宗的新穆斯林“穆瓦莱敦”（Muwalladun）群体率先起义反抗阿拉伯征服者一样。

[⑨]莫卧儿帝国德干副王尼扎姆主力被马拉地人击败后，纳迪尔沙趁火打劫于1738年末入侵，很快占领莫卧儿帝国都城德里；招徕艾哈迈德沙入侵的是莫卧儿宫廷中的正统穆斯林势力，当时已成伊斯兰教学者权威的谢赫·瓦利乌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致函此前已经一再入侵、掳掠、屠戮旁遮普等地的艾哈迈德沙，请求阿富汗把德里从“印度教徒统治（Hindu Raj）”下“拯救”出来，原因是莫卧儿帝国始终未能从1739年波斯人入侵重创和后来的内战中恢复过来，莫卧儿君主需要依靠马拉地军队支持才能统治德里。纳迪尔沙占领德里后纵兵烧杀劫掠长达59天，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延续时间则约为六周。奥朗则布极盛时期莫卧儿帝国田赋岁入3.3亿卢比，等于同时期欧陆第一大国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财政收入10倍以上；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胜利者英国东印度公司榨取的战争赔款总额是1000万卢比；相比之下，1739年纳迪尔沙入侵印度劫走财富价值约7亿卢比，超过奥朗则布极盛时期莫卧儿帝国田赋收入的两倍，按照我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的折算，这个金额约等于1990年代的490亿美元以上。艾哈迈德沙先后入侵印度10多次，其中第四次入侵时洗劫德里和马图拉，运回阿富汗的财富多达2.2亿卢比。

[⑩]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165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11]我认为，需要明确，“穆斯林国家”与“伊斯兰国家”是两个不完全重叠的概念。“穆斯林国家”指的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数、掌握政权的国家，但其司法、行政等制度未必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而不乏世俗政体国家，如独立初期的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纳赛尔革命后至今的埃及，等等；“伊斯兰国家”则是指司法、行政等制度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穆斯林在这类国家掌握统治权但未必占人口多数，如征服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中亚等地区最初数百年的阿拉伯帝国，南亚次大陆各穆斯林王朝，等等。

[12]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294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13]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192—193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14]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213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15]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314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16]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210—212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17]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第237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18]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356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19]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282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20]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288—290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21]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202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22]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288—290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23]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第85、251页，时事出版社，2015年。

[24]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又译“哈列哲派”，其名称意为“退出同盟者”。当时的哈瓦利吉派一支领袖纳菲·伊本·阿扎里加（？—684年）坚持以下原则：哈瓦利吉派以外的穆斯林均属外道，如不按哈瓦利吉派的主张重新举行入教仪式作信仰表白，不论男女老幼，均应杀戮。该派一度控制过波斯的克尔曼、法里斯和东方各省，与伍麦叶王朝对抗。

[2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4月号）》统计（第177页），2016年，中国实际GDP占全球17.8%，中东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计占7.6%，其中中东北非占6.7%；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占全球10.7%，中东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合计占5.2%，其中中东北非占5.0%。考虑到中国货物出口绝大多数为制成品，制成品出口中又以机电产品为主，中东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出口则主要是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和其它初级产品，双方出口商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差距更大。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总主编、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 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

3. 方金英：《穆斯林激进主义：历史与现实》，时事出版社，2015年；

4. 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5. 【美】斯坦利·沃尔波特：《印度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

6. 【美】菲利蒲·希提：《阿拉伯通史（第十版）》（马坚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7. 《古兰经》；

8. 《布哈里圣训》；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现代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是对“美国压迫”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