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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与欧洲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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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与欧洲金融安全

提要

美元霸权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至关重要,使美国能够享有“嚣张的特权”。欧元诞生后成为美元“唯一的竞争者”,也成为美国警惕和遏制的对象。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为继续维系货币霸权,利用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机制向欧元区转嫁风险,具体做法包括金融机构在市场做空欧元、评级机构打压欧洲债务国、舆论唱衰欧元前景、政府拒绝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要求等。受此影响,欧洲金融安全受到严重冲击,银行业坏账大幅上升,欧元国际地位下滑,经济陷入“双底衰退”,欧元区甚至一度面临解体风险。为保障金融安全,欧洲采取了多项措施:通过建立欧洲稳定机制、银行联盟等手段加快弥补单一货币区的机制缺陷;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提升经济竞争力;欧洲央行政策弹性增加,更多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严格规范评级市场,尤其警告美国评级霸权。通过对欧洲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难以形成与美国抗衡的“国家意志”、整体战略资源有限、在安全问题上难以摆脱对美依赖等因素,欧元区维系金融安全的主要思路是“自我修复”,针对美国的应对措施和能力有限。这意味着,美元霸权将继续是影响欧洲金融安全的外部因素

引言

2008 年以后,大西洋两岸都掀起了金融风暴:一边是美国“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一度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冲击;另一边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金融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欧元区甚至面临解体风险。对于这两场危机的成因、影响等,学界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场危机背景下美元霸权与欧洲金融安全的逻辑关系,深入探讨美国出于维系货币霸权的目的,是如何看待“唯一的竞争对手”欧元的,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其对欧元采取了何种政策,这些政策对欧洲的金融安全产生了哪些影响,欧洲的应对思路以及与美国博弈的能力如何。

一 美国对欧元政策

二战后,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它成为美国的力量源泉,使美国享有“嚣张的特权”,帮助美国利用金融武器实现地缘政治目标。但欧元出现后,让美元在二战后真正有了竞争对手,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通过梳理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对欧元的态度和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欧元诞生前的一段时间,美国的态度主要表现为质疑与警惕。美国认为:欧洲国家创造欧元是一次冒险,此前历史上从没有过在政权未统一的情况下先统一货币的先例,美国在建国时各州的货币也未统一。对于几个主权国家使用共同货币的情况,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根据他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要使用共同货币,各个国家经济要趋同,生产要素须自由流动,而欧洲在这方面条件尚不成熟。对于欧洲国家要统一货币,美国表现出了很大的质疑,甚至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马丁·费尔德斯坦等著名经济学家都估计欧元不会有好的结局。

但随着欧洲统一货币进程的有序推进,欧元越来越接近现实。美国的主流意见也开始更为严肃和务实地看待欧元,警惕欧元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之所以继续享有货币霸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竞争对手。而欧元区的经济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竞争对手已经出现,美国各界对欧元的警惕也有所增加。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莱德·伯格斯滕认为,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崛起,将向美元发起挑战。

第二阶段是欧元诞生到金融危机前,美国的主要政策是防范与遏制。美国对欧元的潜在挑战保持警惕,但也认识到欧元的弱点,比如欧洲资本市场的规模、流动速度、产品种类都相对有限,各国的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和会计标准还需协调。美国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元能否保持国际地位,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为继续保持美元的优势,美国政府更为重视自身的财政状况,克林顿政府还实现了财政盈余。

除了“做好自己”以外,美国也清楚美元霸权形成条件非常特殊,要继续保持还需要适当遏制竞争对手,其中包括利用战争手段。1999 年欧元启动前后,不少国家表示要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增加欧元。而在欧洲心脏地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动摇了国际资本对欧元的信心,帮助美元保持了对欧元的优势。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也与欧元和美元之间的竞争有关。伊拉克战争前几个月,有报告分析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后向欧盟出口石油可能更多使用欧元结算,减少美元的使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即便直接目标不是打击欧元,也是“一箭多雕”,收到维护美元霸权之效。有观点认为, “当伊拉克在2000 年底将美元转向欧元时,萨达姆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中,多国部队的组成(美国、英国、丹麦、波兰等)没有一个是已经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欧元

第三阶段是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向欧元转嫁风险来维系美元霸权。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自20 世纪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爆发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的国际地位也面临严峻挑战。鉴于美元地位对美国的重要性,利用各种途径向竞争对手转移风险,成为美国的现实选择。

一是美国金融机构做空欧元。

欧洲的债务危机始于希腊,而希腊问题又源于美国金融机构帮助其做假账,并在希腊财政问题暴露后在市场上做空。在欧债危机最严重期间,美国金融机构“合谋”做空欧元也遭到了媒体披露。金融机构做空欧元虽然是资本行为,但与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不无关系。美国金融界巨头和政府有着紧密、复杂的关系,财政部和金融机构之间在人员上也存在“旋转门”,很难认为美国政府对其金融机构在希腊问题上做假账、做空欧元等一无所知。从逻辑上分析,在做空欧元一事上,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实现共赢:金融机构可以牟利,政府可以转嫁风险,缓解财政和债务难题,进而维系货币霸权地位。本文倾向的观点是,未必是政府设计一套计划来指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做空欧元,但逻辑上讲得通的是,金融机构在市场中觅得做空欧元牟利的机会并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最终实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共赢,输家则是欧洲。

二是美国政府拒绝欧洲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要求。

作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受害者”,欧洲曾提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议,重点是试图把美国金融市场置于某种国际监管规则之下,以避免类似危机重演。在2008 年11 月15 日的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召开前一周,欧盟在11 月7 日召开峰会,提出了金融体系改革“蓝图”,主要包括:各国加强金融监管,不留任何“死角”;新的金融体系必须以“透明”和“负责任”的原则为基础;建立金融预警机制,尽早评估风险预防危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金融体系中的“中坚地位”。然而这些措施无一得到美国积极响应。2011 年1 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曾试图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事宜,但未能得到任何实质性回应。美国强硬的反对态度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在美国自身仍未摆脱危机的情况下,无意阻止风险向欧洲扩散。

三是评级机构打压欧洲。

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其对欧元区国家的频繁降级举动使市场担忧情绪长期难以消散,相关救援行动也时常受到干扰。评级机构在国际上之所以有如此大影响力,主要源于美国政府对其评级结果的认可,评级机构和政府之间也有密切、复杂的联系。法国学者帕特里克·若利认为,评级机构是美国加强对世界经济操控的一个工具。对欧洲国家评级的打压客观上有利于维系美元霸权,是处境不佳的美国政府所乐见的。安盛公司投资战略主任帕里斯·霍尔维茨怀疑标准普尔对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的降级时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对债务危机的扩散具有“不可逃避的责任”。2011 年11 月,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曾公开表示,“评级影响着市场和整个经济,事关欧洲民众的繁荣,他们在过去犯过严重的错误,我们一直对一些评级机构做出主权债务评级的时机感到惊讶,一定不能让评级加剧市场波动。”

四是美国舆论“唱衰”欧元。

在美国金融机构、评级公司竭力打压欧洲的同时,美国媒体,也一边倒地“唱衰”欧洲。欧元区经济确实存在问题,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平均债务比例甚至还低于美国,而且联手应对危机的政治共识仍在。但美国媒体对欧洲的优点和努力视而不见,聚焦并夸大欧洲的问题,动辄抛出“欧元区解体” “定时炸弹”等耸人听闻的观点。而舆论对市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如经济学家彼得·凯南所言:“货币衰落的威胁或者贬值的谣言,可能引发巨额的资本外逃”。当国际舆论铺天盖地的都是对欧洲的负面报道和评论时,很难让投资者对欧洲保持信心。德国、法国、希腊等欧洲的媒体对美国媒体的报道嗤之以鼻,其中不乏一些有理有据的反击,但影响力无法和美国英文媒体相提并论。英文舆论唱衰的结果是欧元资产被抛售,最终放大了危机,加剧了欧洲应对危机的难度。

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和收视率,片面地聚焦欧洲的问题而不是应对危机的努力,这也在情理之中。笔者并不认为美国政府通过操纵媒体来“唱衰”欧洲,但是美国政府可以顺势利用媒体,比如通过媒体释放对欧洲的负面消息,从而对局势发展施加影响。美国对舆论的控制力不容忽视,正如有中国学者所言,美元霸权就是霍布斯世界里的霸权———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单一的政治机构、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庞大的经济规模包括舆论宣传工具等所谓“软实力”在内的所有传统权力特征齐备于一身。债务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不时表示对欧元区应对危机不力的担忧,并通过美国媒体迅速传播到全球。

五是直接干预欧元汇率。

2017 年1 月底,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提名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公开指责德国“操纵欧元汇率”,认为被“严重低估”的欧元损害了美国利益。这一指责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反驳称,欧元汇率属于欧洲央行的职权范畴。德国央行行长杰恩斯·魏德曼公开表示,过去近十年,正是美国“享受着竞争优势”,暗指美国利用“量宽”压低美元汇率促进出口。有金融业人士担忧,纳瓦罗对欧元评论之后,“让人讨厌的货币战争可能来临”。

与此前奥巴马时期的转嫁风险不同,特朗普就任时,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复苏,失业率已经降到了5%以下,金融实力也明显恢复,道琼斯指数达到了2万点的历史新高,美元指数超过了100,比2008 年最低时的70 左右上升了超过40% 。虽然还有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但经济基本面和美元国际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在这一形势下,美国对欧元汇率施压,要求欧元升值,目的是压低美元汇率,缓解贸易逆差,促进国内就业。虽然这一政策动向的主要目的不是维系美元霸权,但也是要求欧洲分担美国的经济困难。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对欧元的态度和政策,在不同的时间和形势下有不同的表现特点,总体可以归结为:警惕和遏制欧元的发展趋势,一旦自身发生重大困难,则主动向欧元转嫁风险。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弗朗索瓦·戈德芒认为,美国将自身经济安全置于首要位置,而没有顾及盟国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目标是保障美元的国际地位,并非是打垮欧元。鉴于美欧经济的密切联系,如果欧元在危机中崩溃或者发生新一轮金融危机,将会转而殃及美国。2011 年9 月15 日,在欧债危机导致欧洲银行业可能发生系统性危机时,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曾紧急联手对银行业提供流动性支持,以避免欧债危机演化成新一轮金融危机。无论如何,美国的政策目标是维系自身利益,欧洲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却一定程度成为美国维系货币霸权的牺牲品,其中包括欧洲的金融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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