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或ISIS，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9·11”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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