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都城建设开始有了离开长安、洛阳一线而发生南北位移的现象,这可以算是后来首都偏离东西轴线之滥觞。北朝仍然可以有建都长安、洛阳之可能,南朝则只能建都于长江流域了。而在长江流域只有三个城市———即三“陵” ———有建都的可能,一是秣陵(后称金陵)，二是江陵三是广陵。广陵即今扬州,只做过西汉诸侯国吴国之都城,气势不够。要到隋代南北运河建好之后,经济地位才大有提高。江陵居长江上游(以今而言是中游),离南方最富庶的江东(今称江南)地区过远,因此东汉末年,最适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自然非秣陵,即今南京莫属。南京既在富庶地区之内,其地理环境又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自诸葛亮说“金陵,锺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以后,历代帝王更是认为南京是最合适做首都的地方之一。孙权改秣陵为建业,作为吴国都城前后达七十年之久(若除去其间两次短时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也有六十年时间,比明朝与南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时间还长)。东晋起,又在由建业改名的建康建都,此后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不变(其间只有梁元帝都江陵两年,可忽略不计),总共作为以上六个朝代都城的时间达330年之久,统治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等地域广大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的今北京一带,由于地处中原边缘,长期以来还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更早时期的北京一带也只做过燕国的都城,燕先只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后来只是战国的一个弱国。北京地处中原王朝的边缘,既不可能被选择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可能作为占据北半个中国政权的都城。北京作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渐形成的。契丹族崛起东北,后建立契丹国,势力逐渐进入中原。五代后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线。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 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并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辽的陪都之始,北京作为有影响的都城可以从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7个世纪。 12世纪初,辽的部属女真族继起于东北,十几年后即灭辽灭北宋,建立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秦岭淮河一线,远过于辽。仍建辽南京为陪都,改称燕京。 1153年,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金朝将首都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迁至燕京,改称中都大兴府。这是北京成为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首都之始。从此以后,北京就从半个中国的首都到全中国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间虽有迁往南京的往复,但相对而言都比较短暂。 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于北方草原,元朝建立以后不久的1267年,忽必烈即从开平府(今内蒙正蓝旗东)迁都金中都城,后改称大都。金、元的情况相同,既要统治中原,就不可能将首都设在民族的发祥地,但又不能离得过远。于是北京就成为最合适的地方。

北京成为建都最合适的地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于边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带来了东北与北方的辽阔版图,使得原来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释,从洛阳位移至燕京了。金海陵王仰慕江南衣冠文物朝仪,想迁都于燕京,而征求意见于内外臣僚,结果多数人都以为“上京僻在一隅,转漕艰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应之”。于是贞元元年(1153)遂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称中都大兴府。因此颇疑中都之定名,实以“天地之中”为称也。到了元朝,也同样以此地为天下之中。据《元史》载,巴图尔曾对忽必烈言: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可见蒙元时人视燕京是“中”。后来,忽必烈在开平就帝位,不久即迁都金中都,而改称大都。

就自然条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处于华北平原的最北端,从北方而下,既已进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紧紧背倚边疆民族的发源地。往北可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往南可经太行山山麓通道直达中原地区核心。这种形势十分理想。所以金人梁襄说过很有名的一段话: “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奥,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这说的就是一种地理上的气势。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的政治态势。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在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之后,舍北京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这时的北京从辽代以来,已经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与首都地位,除了中间明初中断的数十年之外。此后的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再往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首都的定位无不依此势而来。可以说,除了西安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作为首都之气势可以与之相比。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岂有他哉。中国首都的选择,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而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实也有一定的实用性,所以蒙元王朝败于明代,退向北方以后,北元仍然存在了好一段时间,而蒙元的后身鞑靼瓦剌始终对明王朝的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与金对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惯例似乎应该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长江以南甚远,故赵构宁愿躲到更偏安的杭州。这是割据南方的政权的一个例外,不去细说。应该重点述说的是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之始。就这一点而言,南京落后于北京近一百年。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以应天府即今南京为首都。这是因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势,另一方面离朱元璋的根据地淮西老家很近。但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从其侄子手中夺取帝位后,思路却与其父完全不同,他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北京是其龙兴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二他的帝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篡夺而来,他自然要避开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敌。撇开前两点不谈,第三点考虑是积极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六次亲征蒙古,都以北京为基地,对巩固明朝边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京是明太祖钦定首都,永乐帝又不便立时改变,而且他的子孙想法又与他不同,并不都认同北京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与南京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经过了七十多年时间,即使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算起,也有近四十年之久。

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为北京,此时的北京只是陪都。朱棣在永乐七年、十一年与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都是从南京出发的。第三次巡幸以后再未回南京,首都机能开始转移。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改称京师,而原京师改称南京。洪熙元年(1425),又改北京为行在,有南迁之思,经宣德朝至正统朝,南迁始终未能实现,于是正统六年(1441),北京官厅去“行在”二字,北京最后正式定为首都。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的小往复,不但反映了选择首都的各种外在因素交叉的复杂性,还体现了具有定都决定权的皇帝个人的心理状态。永乐皇帝自然是一心要迁都北京的,但却迁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间他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呆在北京处理国事,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亲征。但在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却几次在南京监国,对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当的感情,而不愿定都北京,想迁回南京。但他当皇帝只有一年时间,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太子宣德帝情况又与他不同,虽然遵照父命有迁都打算,但他作为永乐帝的皇太孙当其祖父远征蒙古时,都随侍在侧,所以对迁都回南京积极性并不高。加之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故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最终首都还是底定北京。不过南京作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与北京一样设有六部,这种情况为历代所无。这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对祖宗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南京的确具备建都的一些必要条件。

清朝代明而兴,选择北京为首都没有任何迟疑之处,这与金、元时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或者说,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进入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础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选择。但由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其政治基础却在江浙财团,也因此自然选择南京作为首都。但上面已经说过,作为一个领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国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区位显然优越于偏于东南一隅的南京,这是自古以来的定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以北京为首都,这是理所当然的。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由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往复,虽然是不同政权之间的首都变迁,其意义重于明朝前期两京制度的变迁,但时间却不过只有22年,远短于明前期的往复期。南京之所以被选为明初与国民政府的首都,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明代与国民政府的统一行动都是由南而北地完成的。至于元、清两代则恰好相反,所以作为军事行动的策源地,也为定都加上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四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而言的确十分重要。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这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一带还是处于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陇右,往南通巴蜀,往东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弥补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于三个条件中只能符合一个,即交通枢纽。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而无论西安无论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里才是合适的。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北方时,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现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与南京间的往复。而政治因素重于经济,北京自然在往复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优势。

但柯氏的总结与中国的情况还不尽相同。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 《读史方舆纪要》在分析顺天府的形势时,说其“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首都需要的就是这种“钜势强形”。在分析陕西(其实是关中)的形势时则说其“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 …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顶,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一点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

另一个重要政治地理因素则是统治集团的政治根据地与首都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王朝更替的历史,每一个王朝的兴起都与其政治根据地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王朝赖以依靠的政治基础,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首都定位会尽量与此基础相近,或离得不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如果接近政治基础的要求与地理形势发生矛盾的话,那么还是以地理形势为首选考虑因素。西汉定都长安即其显例。当然,政治基础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保证王朝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碍当权者的革新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倒反而要迁都以避开守旧势力的干扰。如秦孝公为了变法图强,将秦国都城从栎阳搬到咸阳,有摆脱反对变法的贵族们干扰的意图。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大同迁到洛阳,更是明显地要减少统治民族拓跋鲜卑实行汉化的阻力。

在与首都定位有关的政治地理要素中还有一对矛盾,那就是形势要紧还是中心为上。定都于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徘徊,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体现。这是比较难以决断取舍的矛盾,否则不会出现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较起来仍是形势重要,而且说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处只是四方来朝与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优势而并不符合作为首都的其他必要条件时,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选作建都地点。因为交通枢纽的地位可以弥补并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方便的优点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首都定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重在分析首都在全国范围内所处的地理区位,略及其具体所在地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条件,是想要从政治地理角度来加深对定位历史过程的理解。至于对都城布局与宫城结构的研究则是另一个问题,那是确立首都位置以后的第二步工作,与政治地理关系较少,留待以后再行请教方家。

作者：周振鹤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 41 (1)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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