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24小时里，测序仪自动工作，驱使样品溶液通过流动槽，接受激光的照射。在流动槽的表面，亿万个DNA片段变成成亿万个微小的彩色斑点。单个斑点的颜色在测序过程中不断变化，照相机拍下变化区域的照片，并存储数据。24小时后，测序仪读完了盖尔的DNA片段文库。这些数据传送到博德研究所的计算机阵列，由它把所有碎片组装成完整的遗传密码——就像是把图书馆里庞大的书堆整理出来，按照正确的书序放上书架。6月15日，星期天，盖尔和撒贝缇得到消息，计算机的工作完成了。成果是12个完整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曾在14人中的12人体内存活的埃博拉病毒。（有两个人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计算机没能拼出来。）撒贝缇和研究小组开始分析密码，研究埃博拉怎样变异。
在七月初，斯蒂芬·盖尔与撒贝缇小组的一名成员一同飞往塞拉利昂，他们去了凯内马医院，带给他们用于埃博拉疫情的的实验室设备。盖尔满目凄凉。埃博拉患者从乡村涌进医院，生命垂危，惊恐万状。他们住满了拉沙热病房，使这里成了埃博拉病房，医院临时赶建了第二处病房，一大片白色的塑料墙和塑料屋顶。这里也住满了埃博拉患者。新病房有一扇塑料观察窗，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病房里的亲人，跟他们说话。埃博拉病患的家属都在那窗口前来来往往。盖尔回忆，每当有病人来到窗前，家属看到他还活着，能走路了，就有惊喜的欢呼；每有死人的消息传来，就是悲伤的号哭。人群中有些人沉默无语，对那白房子和医务工作者身上的「太空服」困惑不解。在这个部分的世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传染病理论，相信疾病会通过微生物传播。为什么医生不让人在葬礼上看到或触摸自己的亲人？很多人不信任政府，对疫病的宗教解释流传甚广。
乌马尔·汗正在埃博拉病房里工作。当他走出来，脱下防护服，盖尔觉得他看上去疲惫又紧张。汗定期与国际援助人员见面，他用手机打了无数电话，给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给塞拉利昂卫生部官员，请求更多的帮助，更多的资源。他也打给家里人，他有九个兄弟姐妹，有的居住在美国，他的父母还在世，住在离首都弗里敦不远的城市隆吉。他与帕迪丝·撒贝缇交谈，他计划这几个月就加入她在哈佛的研究队伍。他迷上了基因组学，他想知道埃博拉病毒的基因测序进行得如何。他受不了疫情爆发过程里的官僚主义，撒贝缇告诉我，他总是回到埃博拉病房，在那里他可以躲开各种烦心事。他穿着防护服照顾病人时还更自在些。
汗主持拉沙热研究计划已近十年。2004年，他的前任安尼鲁·康特（Aniru Conteh），不小心用沾有感染拉沙热孕妇的血液的针头扎到自己。十二天后，康特在手下护士的看护下死于拉沙热。好几个月，政府找不到任何医生愿意接手拉沙热研究计划。 汗刚刚完成了在塞拉利昂医学院的实习，同意接下这份工作。
汗是开一辆破旧的汽车来上班的。那年他30岁，温和英俊，嘻嘻哈哈地跟人开着玩笑。 汗开始了这份工作，给患者格外的关照。有一天，一个名叫约瑟夫·费尔（Joseph Fair）的美国大学生患了极其严重的腹泻。汗去费尔的住处给他看病，那是附近一个天主教布道所里的一间居室，就在那次，费尔见识了汗美好的临床作风。开了一些抗生素后，汗愉快地对他说：「你会没事的。」但是，离开时汗忘了关上门。过了一会儿，费尔听见他对别的什么人脱口而出：「这家伙快不行了！我可不能让一个外国人死在我手上！」后来费尔好了起来，他和汗很快就成了朋友。几年后，他们在新奥尔良一间酒吧一起喝啤酒，费尔告诉汗，第一次见面时他听见了汗说他快死了。 「好吧，你那时候确实快要死了，」汗回答。费尔说，「可你没告诉我。」汗大笑起来：「我能说你要死了吗？你是我的病人。你能想象吗？」
汗曾长时间在埃博拉病房工作，试图安抚病人。医院里一个护士感染埃博拉死了。 她根本没在埃博拉病房工作过。病毒粒子是看不见的，它们在病房里是天文数字；遍地都是，患者遍身都是。
病毒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在空气中运动。一种是所谓的飞沫传染，比如一个人咳嗽时，病毒借排到空气中的飞沫移动。飞沫只能飞出两三尺，很快落到地上。另一种方式叫作空气传播。 在这种模式下，病毒由微小液滴带到空中，液滴很快蒸发，只剩下微尘颗粒，可漂浮很远的距离，病毒的传染性能保持数小时或数天，并可以被吸入肺部。麻疹病毒粒子就能这样传播，人们曾观察到它穿过了半个封足球场长度的例子。埃博拉病毒很可能能够通过飞沫传染，但还没有证据证明它在干燥情况或附在尘粒进入肺部能够传染人。 1989年，在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一幢养满猴子的房子里出现了一种与埃博拉有关的丝状病毒，在猴笼之间传播，如今它被称为雷斯顿病毒。虽一直未被证实，但一种可能的传播途径，就是清洗猴舍的高压水喉在空气中形成水雾，而病毒粒子附着在小水滴上，在整幢房子的换气系统里循环。埃博拉病毒专家之间有一条行规，如果没穿生物防护服，你应至少呆在埃博拉患者两米开外，以防飞沫传染。
有的埃博拉患者会失去方向感，他们挣扎，摇晃，从床上掉下来。他们会流鼻血，并因此打喷嚏。他们会有喷射状的呕吐，呕吐时可能会咳嗽。有的人大小便失禁，从他们身体排出的所有体液都携带有越来越多的埃博拉病毒粒子。凯内马医院新建的塑料墙的埃博拉病房里有一种病床，在非洲的医院很常见，叫作霍乱病床。 霍乱病人有无法控制的水样腹泻。霍乱病床上是一张塑料面的床垫，中间有个洞。洞下边的地板上放一只桶，病人的大便就通过这个洞排入桶中。在埃博拉病房里，护士来清倒便桶并保持病房清洁，但这根本不可能。然后一些护士开始翘班。在热带高温下，埃博拉病房的气味变得非常强烈。
大概在7月12日，一直在弗里敦与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工作的约瑟夫·费尔，从200英里之外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凯内马，找他的朋友汗博士。费尔找到了他，但没能跟他说话，他后来告诉我。汗在塑料的埃博拉病房里，那地方一塌糊涂。 病房里有三十多个埃博拉患者，躺在霍乱病床上，满地都是人体里排出的各种污秽。 汗当时正在查房，还有一名护士，他们都穿着防护服。
美国埃博拉医生丹尼尔·鲍什（Daniel Bausch）曾在凯内马医院援助，他的同事们最近写信说，汗曾提到，「我担心我这条命，我得说出来……医务人员很容易染病，因为别人生病了首先来找的就是我们。」他们还转述了汗的妹妹伊萨塔的话：「我告诉他别去医院了，但他说，『要是我不治他们，以后谁来治我？』」也许汗想到了他的前任康特博士，他死在了自己负责的病房。
亚历克斯·莫阿格巴（Alex Moigboi），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医院老员工，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然后护士长姆巴鲁·冯妮（Mbalu Fonnie）开始发虚、打寒战，发起了高烧。她是个寡妇但有时还用夫姓桑科，1990年代这家医院开业时她就在这里工作了。起初她没太在意自己的症状，仍然每周上七天班，每天干14-16个小时。她希望自己只是得了疟疾，给自己打了抗疟疾药的点滴，但没好。她的埃博拉病毒检测是阳性。就在同一天，凯内马医院的另外两名护士，法蒂玛·卡马拉（Fatima Kamara）和维罗尼卡·塔克（Veronica Tucker），也呈埃博拉阳性。莫阿格巴死于7月19日，两天后冯妮也死了。
凯内马医院的许多员工吓坏了，开始呆在家里不去上班。到头来只有汗在埃博拉病房继续工作，很少甚至没有帮手。塞拉利昂简陋、原始的医疗保障系统，在埃博拉病毒的重压下崩溃，而工作在埃博拉疫情中的各个国际救援组织也捉襟见肘。距离凯内马80公里，「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塞拉利昂东部城市凯拉洪的一个救治中心接收埃博拉病患。在利比里亚，基督教救援组织「善普施」的医生和护士在蒙罗维亚附近一所名叫ELWA的医院面对埃博拉病人应接不暇。汗与帕迪丝·撒贝缇定期通话，「我们是孤立无援了，」有一天他说。撒贝缇告诉他，她和作战室的同事正在向他那赶派人员和设备，他们也正向全世界呼吁，寻求更多的医生和援助。「人和援助都在来，」撒贝缇后来告诉我，「但那是杯水车薪。」
撒贝缇让汗当心精神紧张和过劳。「最重要的是您的安全。请照顾好自己。」
他告诉她，「我必须尽全力来帮助这些人，」然后他就会穿上防护服回到埃博拉病房。汗是一场战斗中的将军，他的大多部下死的死逃的逃。
7月19日，在一个员工大会上，人们注意到汗的气色不太好。第二天，他没来上班。他把自己隔离在家里。第三天早上，他要求做化验。一个化验员去他家给他抽了血：埃博拉病毒阳性。汗不想在凯内马医院接受治疗，他不愿让他的员工看到他发病的症状，他觉得他会让大家更气馁。第四天，他爬上一辆救护车，沿着车辙嶙峋的土路到了凯拉洪的埃博拉病房。
在凯拉洪救治中心，有一台由发电机供电的冰柜，冰柜里有三个小塑料瓶，装着冻结的水溶液。溶液里是抗体，Y字形的分子，由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自然产生，以对抗入侵的微生物。那液体叫ZMapp，一种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的试验药物，三瓶可能是ZMapp给一个人完成一个疗程的剂量。这种药物还没在人体上试验过。过去十年里，一群科学家开发出了这种药，他们只有很少的钱，而且埃博拉病毒专家群里几乎没人鼓励此事。一共有十来个人参与工作，但主要的研究人员是拉里·蔡特林（Larry Zeitlin），圣地亚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马普生物制药的总裁；吉恩·加拉德·欧林格（Gene Garrard Olinger），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分支机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名承包商；邱祥国（音）和加里·柯宾格（Gary Kobinger），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设在温尼伯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员。ZMapp混合了杀灭埃博拉病毒似乎尤其有效的三种抗体。马普生物制药和ZMapp的制造商、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发明了一种在烟草植株上培养抗体的方法。
2014年4月，汗病倒前三个月，柯宾格和他的小组在加拿大首次在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猴子身上测试ZMapp。他们给了猴子一千倍致命剂量的埃博拉病毒。结果研究人员很惊讶，这种药把猴子都救活了。甚至当动物看上去已濒临死亡时ZMapp仍然有效。柯宾格和他的小组发现，他们得给实验动物三剂ZMapp，每次给药相隔数天。柯宾格把这比作职业拳击手的三记出拳：前两拳击倒埃博拉病毒第三拳结束战斗。六月下旬，当埃博拉病毒已开始在西非爆发，柯宾格从他温尼伯的实验室前往凯拉洪，给那里的医生带去实验室设备和那三个塑料瓶的ZMapp，把小瓶留在了凯拉洪的冰柜里。他想看看ZMapp在热带气候里能不能保存好，炎热和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很可能让药物失效。他没想过它们会派上用场。
塞拉利昂政府把乌马尔·汗的困境视为国家的危机。汗一病倒，一位政府官员就发了电子邮件给世界各地的埃博拉专家，索取一切可能救他的药物或疫苗的信息。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塞拉利昂政府、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美国陆军的科学家，以及操持凯拉洪埃博拉救治中心的「医生无国界」组织的医务人员，在一连串的国际电话会议中讨论着如何治疗汗。电话里很多人人都认识他，而他生死攸关。
讨论很快集中到ZMapp，它看上去比别的药都更有指望。但为什么让汗，而不是别的病人来用这种试验药物？要是他死了怎么办？ZMapp几个月前在一些猴子身上试验过，但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它用烟草植株上培育的人鼠嵌合抗体制成。这种物质进入血液，人可能有严重的过敏反应。假如用药之后出了问题，凯拉洪没有重症监护病房。要是看到西方人用试验药物治死了汗，一个非洲科学家、民族英雄，塞拉利昂将举国震怒。但要是不给他ZMapp，而他死了，人们又会说，西方人藏着神药不给他用。「我一直小心让我的意见保持中立，」柯宾格回忆。讨论和电话持续了三天。
这时候，南边320公里之外的ELWA医院，59岁的美国卫生工作者南希·莱特堡（Nancy Writebol）发烧了。她测出疟疾阳性后回家卧床休息，她和丈夫大卫·莱特堡就住在医院的院子里。没过多久，随「善普施」来到ELWA的33岁美国医生肯特·布兰特利（Kent Brantly）打电话给兰斯·普莱勒（Lance Plyler），善普施的救灾医疗主任。「你别慌，兰斯，但我想我已经发烧了，」布兰特利说。他把自己隔离在医院里他的住宅，善普施把他的血样送到利比里亚国家参考实验室。普莱勒告诉我，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一个医生可能感染了埃博拉，所以他在试管上标了假名，坦巴·斯内尔。
利比里亚国家参考实验室过去是一个黑猩猩研究中心，坐落在蒙罗维亚国际机场附近一条林中土路的尽头。这里的人员和设备都很好。美国病毒学家丽莎·亨斯利（Lisa Hensley）一直在那里与利比里亚和美国同事工作，测试几十份来自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者的临床液体样本。亨斯利在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工作，在美国政府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研究埃博拉病毒超过十五年。她和同事穿着增压防护服，使用名叫PCR检测仪的设备检测样本里是否含有埃博拉病毒，帮助利比里亚的医生确定感染者。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化验了坦巴·斯内尔的血样。是埃博拉病毒阴性，亨斯利用电子邮件把化验结果发给了善普施的一个医生。坦巴·斯内尔的真身，也就是肯特·布兰特利，病得更重了。
7月25日，国际各方终于对乌马尔·汗的事做了决定。ZMapp还是太冒险，不能给他用。汗知道了这个决定；现在不清楚他是不是参加了做出决定的电话会议。就在同一天，他住在费城的哥哥萨希德开始疯狂地打电话到凯拉洪，要和他说话。萨希德打了好几天乌马尔的手机，一直没人接。萨希德打给了凯拉洪当地的某个人，要求跟他的弟弟通话。「现在不可能跟乌马尔说话，」那人告诉他。萨希德怒了。「那我要他的照片，证明他还活着！」他喊道。很快，有人发给他一张他弟弟的照片。照片上，乌马尔坐在一张塑料椅子里，呆呆的，眼皮耷拉着。他看上去有气无力，身体佝偻着，尽管脸上闪了一点微笑。萨希德认为那微笑是为了告诉他们的母亲别担心。
在蒙罗维亚的实验室，丽莎·亨斯利和她的小组收到了坦巴·斯内尔的另一份血样。紧接着，亨斯利收到疾控中心一名官员的邮件，说血样来自「一个自己人」。亨斯利明白这意味着一个医疗救援人员可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另一份血样来了，名字是南希·约翰逊。亨斯利知道那名字是假的。实验室没人手——那天是7月26日，利比里亚独立日，法定假日。不过亨斯利还是和同事兰德尔·薛普穿上防护服，走进了实验室。他们先从坦巴·斯内尔的血样开始。机器很快：他有埃博拉。亨斯利发邮件给兰斯·普莱勒：「我很抱歉地通知您，坦巴·斯内尔是阳性。」当天晚些时候，她发短信给他：南希·约翰逊也有埃博拉。
在ELWA，普莱勒去了肯特·布兰特利卧床隔离的住处，看到他的病状心如刀绞。 「我真不想告诉你，你感染了埃博拉，」他说。过了一会儿，布兰特利说，「我真不想听你说出来。」普莱勒当即决定，要尽一切所能救他。他知道有治疗埃博拉的试验药物。善普施的医生发了一封邮件给驻在蒙罗维亚的美国疾控中心官员：他们想与直接参与过药物开发的研究人员谈谈。他们希望这个人帮助普莱勒联系上能获得这些药的人。
结果这个人就是丽莎·亨斯利，刚在蒙罗维亚化验过布兰特利和莱特堡的血样的科学家。她发了信息给善普施，并表示愿意尽快造访ELWA。她要到第二天晚上才能脱身，而且天黑后路上就不那么安全了。蒙罗维亚的各家医院都满是埃博拉患者，医疗体系摇摇欲坠。在农村，外派的医疗队曾受到小群惊恐的居民袭击。亨斯利给美国驻蒙罗维亚使馆打电话，让他们安排一辆车和司机带她去ELWA。她是当晚十点钟到的，普莱勒已经在他的车里等。他们开车穿过医院楼群，到了一间刷成白色小房子，亮着灯的窗户只开了一条缝。窗户里边肯特·布兰特利正坐在床上，拿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他在研究他的病例，他告诉亨斯利，他知道一些埃博拉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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