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斯利从事过埃博拉病毒实验性药物和疫苗的实验室研究。透过窗户与布兰特利谈话的当儿，她总结了19种可能的选择。一种也没在人身上试验过。今年一月，Tekmira制药公司已经开始一种药物的人体试验，评估它的安全性，药的名字叫TKM-埃博拉。它在猴子身上的试验结果很不错，但公司正在为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准备更多资料，药品的研制部分暂停。有种叫T705的药，已经在日本进行了人体试验，它是用于抗流感病毒的，可能对埃博拉病毒也有一定作用。亨斯利告诉布兰特利，她参与过名为rNAPc2的药的研究，那是Nuvelo公司研制的一种抗凝血剂；三只参与试验的猴子，这种药救活了一只。布兰特利的关注还是集中在ZMapp。它救了病情很重的猴子，就像他现在这么重。但他还是没主意。亨斯利的话说完，布兰特利的声音从窗缝里传出来：「你会怎么办，丽莎？」
她告诉不了他怎么办。「这种主意得自己拿，」她说。然后她告诉他，十六年前，她曾接触埃博拉病毒。那年她26岁，穿着防护服处理满是埃博拉病毒粒子的液体，剪刀穿破两层手套划到了她的手指。当时唯一的试验性疗法，是俄国人制造的一种马血清；那东西可能会要她的命，她决定不用，除非确信自己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事故发生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个会分析事态，然后她被送回公寓。她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她可能染上了埃博拉病毒，他们得过来收拾她的东西，把她的猫带回他们家。
布兰特利听着，然后说，从那些数据看，他可能会选择ZMapp，尽管它从未做过人体试验。亨斯利表示如果他发生出血，自己愿意献血。普莱勒又开车送她穿过楼群来到南希·莱特堡的住处。莱特堡在一扇窗边睡着了。她的丈夫和一名护士穿上防护服，叫醒了她，亨斯利就在屋外跟她说话。这时，亨斯利注意到窗户是敞开的，而莱特堡开始咳嗽了。吊扇把阵阵空气吹出窗外，拂过亨斯利和其他人。亨斯利都能闻出卧室的气味。她向后退了一步，但什么也没说。那天夜里，回到酒店房间，亨斯利给兰斯·普莱勒发了条短信。「你们搞得我有点紧张，」她写道，她建议他们在两名患者窗外的时候也戴上呼吸面罩。
7月28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加里·柯宾格，收到兰斯·普莱勒的邮件，要求尽快把ZMapp送到ELWA医院。柯宾格告诉他，穿过国境到塞拉利昂，离他最近的药就在凯拉洪的冰柜里。这时候，乌马尔·汗已经接近死亡。亨斯利没参与是否给汗用ZMapp的讨论，但她知道最后的决定。
药品得从凯拉洪空运过来，但那儿没有机场，最近的机场在佛亚市。几天前，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一队人在佛亚遭到袭击，一辆车被烧毁，居民也在逃离那一带。美国驻蒙罗维亚大使馆让丽莎·亨斯利去取药，给她安排了一架直升机。
那是架老旧的灰色俄制米-8，由两名乌克兰飞行员驾驶。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陪她同去，他告诉她是为了让她安心。天在下大雨，亨斯利和上校在停机坪上的直升机里坐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这几个小时里，在凯拉洪，乌马尔·汗死了。终于，在天气稍微好转的空当里，直升机起飞，向北出发。亨斯利戴着耳罩，扣着安全带坐在上校对面的长凳上。窗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不停敲打在玻璃上的雨水，但现在她可以时不时瞥到丛林覆盖的山脊从下边划过。她紧张起来，尤其是听到上校说，「有时候我们是在零能见度里飞。」
在这场疫情里，每个人都是在近乎为零的能见度里飞行。在直升机下边，雨雾中看不见的地方，埃博拉正在隐秘中移动。还没有任何已知的药物或疫苗能在人体内对抗它；亨斯利在半路上，她去取一种试验药物的一份。后来她告诉我：「要是你在湖边散步，有人溺水，你不能不试着救他们。而人们正在埃博拉病毒里溺水。」
她是单身妈妈，有个九岁的儿子，在马里兰州由她父母照看着。「要是我们不帮忙，会给孩子留下什么印象呢？」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们的孩子还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那些人在死掉啊。父母责任的一部分，是教我们的孩子怎样负起责任。我们得给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家庭，和非洲的患者做个样子。」
亨斯利睡着了，直升机在佛亚降落，她发现一架善普施的飞机已经带着药飞走了。直升机飞回了利比里亚。
在ELWA医院，药到手了，兰斯·普莱勒现在愁的是该给莱特堡还是布兰特利用。他在《以斯帖记》里找到了这样的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莱特堡现在病得非常严重，而他发现布兰特利的状况好得出奇，在床上抱着笔记本电脑工作。布兰特利更关心莱特堡。「把药给南希吧——我过几天就能从这儿出去了，」他告诉普莱勒。撤离的飞机已经定好了，他显然是在想着那条路。尽管如此，普莱勒还是推迟了决定。又一个晚上过去了。
7月31日上午，普莱勒去见南希·莱特堡，并决定给她用药。她似乎已接近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末期症状；她的躯干上起了大片的红点和丘疹，这是皮下出血的迹象，而且她也开始内出血。她随时可能不行：失去血压，休克，然后死掉。一个瓶子从冰柜取了出来，普莱勒把它放在莱特堡的腋下，让它化冻。
那天晚上大约7点钟，普莱勒去布兰特利家看他怎么样。从窗户看进去，他惊呆了。布兰特利已突然进入了弥留。他双眼凹陷，面如死灰，呼吸急促而不规则。 「临床医生都知道这种样子，」普莱勒后来告诉我。「他不行了。」布兰特利自己就是临床医生，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呼吸骤停的边缘。医院没有呼吸机，他撑不过那一晚。
普莱勒做了个决定。「肯特，我要给你注射抗体。」他要把三剂药拆开，一瓶给布兰特利，第二瓶给莱特堡，谁没能撤离第三瓶就给谁。
一名护士从莱特堡腋下拿出了瓶子。莱特堡说，她很高兴把它给布兰特利。在普莱勒注视下，名叫琳达·马布拉的医生穿上防护服，走进布兰特利的住处，她准备好了静脉滴注。他们计划以很慢的速度给他滴注第一剂抗体，这样不至于使他休克。普莱勒守在窗边，和布兰特利一起祷告。不到一个小时，布兰特利就开始剧烈颤抖，这种情况叫寒颤。它发生在严重细菌感染而濒临死亡的人身上。普莱勒对这种寒颤有不同的感觉。「这是抗体在踹病毒的屁股呢，」他透过窗户告诉布兰特利。
三小时后，丽莎·亨斯利收到了兰斯·普莱勒的短信：「肯特的第一剂抗体差不多滴到一半了。说实话，他看上去明显好多了。这可能吗？」亨斯利回短信说，濒死的猴子在数小时内就表现出状况改善。两天后，所需的三剂ZMapp注射完成了一剂，并得到一个从埃博拉感染康复的14岁男孩的输血之后，肯特·布兰特利走上了撤离飞机。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他使用了从肯塔基州的药厂送来的另两剂ZMapp，两周后他出院了，彻底摆脱病毒。
南希·莱特堡是另一番体验。接受了第一剂ZMapp之后她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她的双手剧烈瘙痒，似乎是对药物的过敏反应。然后她的内出血还在继续，她也接受了输血以弥补失去的血量。不过她活了下来。两天后她撤回美国，在埃默里大学医院她用了更多的ZMapp，又输了一次血。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全世界的ZMapp已暂时用尽。这些药分别给了五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包括一位西班牙神父，他用了第一剂之后不久就死了。更多的药物还在肯塔基州一幢大楼里的烟草植株上生长。如果不出差错，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些植株上培养的抗体将能制造出20至80个疗程的ZMapp。美国政府和马普生物制药公司都在紧赶慢赶地种植更多植株以增加产量，但扩大规模并不容易。这种药物仍然未经检验，谁也说不好在埃博拉战争里它能否成为一种武器。
7月31日下午两点钟，乌马尔·汗的葬礼在凯内马开始了。有500人参加了葬礼，包括城里的居民、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和塞拉利昂的部长们。很多人痛哭失声。掘墓人挖到了岩石层，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得以继续深挖。那天晚上十点，也就是肯特·布兰特利正因为流入身体的ZMapp打起剧烈寒颤的时候，掘墓人把汗的遗体葬在了凯内马医院。
在汗弥留之际，帕迪丝·撒贝缇为他和凯内马医院的人写了一首歌，名叫「一个事实」。有句歌词是「这场战斗中我永远与你同在。」她曾希望有一天她能唱给他听，但那时他已经隔离了。当她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她「彻底被打败了，」她说。 「我都不能开口描述那种替全世界感到失落的心情。」在凯内马医院埃博拉病房工作过的医务人员的死亡同样摧心剖肝。
整个夏天，撒贝缇和她的小组继续读取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组。他们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网站上实时发表成果，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可以立即看到。八月下旬，他们在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说明他们的成果。在五月到六月的三个星期，也就是病毒刚开始在塞拉利昂形成传染链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为凯内马城里及周边78人血液中的埃博拉病毒完成了RNA密码测序。研究小组用测序仪分析了海量的遗传密码，为这78人血液中的病毒拍下了约20万张照片，并观察到它随着时间发生变异。他们能看出谁把病毒传给了谁。他们能确切地看到它在一个人体内增长以及传给下一个人时究竟如何变化。这些照片合在一起成为埃博拉病毒的一段短片。你可以把病毒想象成一大群鱼，每个埃博拉病毒粒子是一条鱼。鱼在游动，游动和增殖的同时它们也在变化，直到鱼群中有了很多种类的鱼，而规模呈几何级数增长，有些种类的鱼比别的鱼更擅长游泳。
盖尔和撒贝缇的研究小组还发现，这些病毒最初都来自一个人。可能就是Meliandou的那个男孩，但现在还无法确定。从那之后，病毒群稳定地变化，在掠过人群时它的遗传密码也在改变。当病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它有大约一半机会发生一个突变，导致病毒结构中的一个蛋白质略有不同。病毒到达塞拉利昂，在那个参加了巫医葬礼的女人体内游动时，它已经成为两个基因不同的族群。病毒的两个族系都通过那个葬礼传播进入塞拉利昂。某些变异已经使埃博拉病毒不那么容易被检测出来。
「这表明我们已能够实时分析埃博拉病毒，」 撒贝缇说。「这种病毒不是单一体。现在我们已有办法观察病毒的行为，在任何时间点我们都能够看清是在跟谁战斗。」
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这篇论文列入了五位已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作者，包括乌马尔·汗，护士长姆巴鲁·冯妮，护士亚历克斯·莫阿格巴。「论文里有他们的一辈子，」 撒贝缇说。还有一千瓶感染埃博拉的人类血样呆在凯内马医院的冰柜里，等着完成繁冗的审批手续，然后空运到哈佛上测序仪，科学家就可以看到病毒群更近期的行为。
经常被问起的问题是，埃博拉病毒会不会进化到能够附着在干燥微粒上，通过空气传播，从肺部进入人体。博德研究所的负责人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认为这是个错误的提问。兰德高个子，四方脸留着胡须，说话快而坚定。「这就像问『斑马会飞吗，』」他说。要彻底成为空气传播病毒，埃博拉粒子就需要附着在悬浮于空气中的细小尘埃，在脱水状态下仍能存活，还要能穿透肺内细胞。兰德认为埃博拉病毒不太可能发展出这些能力。「这就好比说，已经进化成具有某种存活方式，比如通过直接接触传播的病毒，可以突然进化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存活方式，在干燥空气中传播。好的问题应该是『斑马能否学会跑得更快？』」
即便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埃博拉病毒仍有很多种途径变得更易传染，兰德说。例如它可以变得不那么致命，在人身上引起缓和一点的症状，让20%的患者死掉而不是现在的50%。这样会留下更多的人患病而不是死掉，并且可能让他们病得更久。这对埃博拉病毒或许更有好处，因为宿主可以活得更久，形成更多的传染链。
在利比里亚的实验室，丽莎·亨斯利和同事注意到他们化验的某些血样里的异常情况。在这些血样中，埃博拉病毒粒子增长到远超前几次疫情中的血样里所见的浓度。一些血样几乎是挤满了埃博拉病毒。这也是岁病毒有利的，因为增大了病毒到达下一个感染者的几率。
「从人到人的传染过程中它是否变得更擅长复制？」亨斯利说。她不是太肯定，也许在以前的疫情中，有些人的血液里也有过这等数量的病毒粒子。「我们还是得回到实验室来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伟大军事家孙子在他的兵法中写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撒贝缇和她的研究小组现在有办法观察埃博拉病毒的变异，他们看到了敌人。这意味着检测埃博拉病毒的手段可以随着它的改变迅速更新，而科学家或许也能看到它朝一些危险的方向变异。
同时，科学家一直在开发对付病毒的武器，并已开始试验。研制出ZMapp的科学家和肯塔基生物加工公司在努力提高ZMapp的产量，并把它作为新药在埃博拉感染者身上试验。他们希望药物能通过临床试验，获得监管机构的支持。即使以提高之后的生产速度，ZMapp的供应仍远不足以治疗感染人口，但只要它有效，就能杀灭一部分感染者体内的埃博拉病毒。只要埃博拉感染者有药可救，或许就有助于鼓励医务人员在埃博拉病房工作，他们知道假如自己感染会得到救治。
各种可能的药物之外，疫苗也在开发中。在九月初，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开始在20名志愿者身上试验一种疫苗，这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的一个部门基于一种腺病毒研制的。另一种疫苗，叫VSV-EBOV，由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研制并授权给NewLink基因技术公司，也于上周开始了人体试验。很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会有一种疫苗可供已经接触到埃博拉病毒的人使用，但用于普通人的审批过程可能还走不完。如果有一种疫苗是安全的并且显示出抗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如果它可以在热带气候下运输而不失效，那么针对埃博拉的疫苗接种就指日可待。
如果疫苗有效，则可以设想由疫苗接种者围绕埃博拉病毒高发地建立接种环。这种方法是医务人员在围绕病毒高发地区的宽达十数公里的环状区域里，为每一个人接种疫苗。这就像防火隔离带，阻止火势的蔓延。接种环曾是消灭天花的关键武器，这种病毒在1979年被宣布根除，但接种环能否对埃博拉奏效——哪怕有好的疫苗——谁也说不好。为切断传染链，流行病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锲而不舍地追踪病例。
在美国和欧洲，多家医院在应对方案中都犯过致命的错误，因为他们都是头一次对付埃博拉病毒，那些错误是在非洲训练有素的医务工作者不会犯的。但他们会学乖的。眼下，对抗埃博拉病毒的战士们明白，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持久的战争。他们的许多武器会不管用，但有一些会开始奏效。在这场战争中，人这个物种拥有的某些优势，以及造就这些优势的东西，是埃博拉病毒没有的。它们包括自知、协作能力、牺牲精神，人在自然界扩张的过程里曾经助益我们的各种特性。如果埃博拉病毒会变异，我们也能变，而且可能比埃博拉更快。
文｜RICHARD PRESTON 译｜李宏宇 来源：《人物》英文原文首发于10月27日《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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