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以史鉴今，由对日本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败入手，分析了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认为技术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扩散和聚合、网络、信息以及准军事行动正改变着当前安全威胁的形态。作者认为，相对于的针对战争进行常规性军事准备，美国更为紧迫的任务是以全新思维为信息化时代的全方位战役而准备。文章编译如下：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帝国海军第一机动舰队以6艘航空母舰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那时的日本军队显然是为了这一场战役进行了精心准备。当时，日本海军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同时以6艘航母作战的军队。其航母舰载机联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强的零式战斗机，还拥有经过严格训练并在数年中日战争中进一步强化成长的飞行员。针对打击珍珠港作战开发的战术可以说是打破了常规理念，如以往所认为的“鱼雷无法在浅水环境中发射”等。而且，总体上可以说，日本海军舰队是成熟的作战概念和战术、技术发展、装备采购以及残酷的现实训练的长期性、系统性整合的产物。他们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研究。

日本海军作战条令来源于残酷的作战经历。帝国海军的第一项战役指导条令发布于1902年，是以中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经过日俄战争之后，该条令数次修改，最后日本海军将重心明确于以潜艇、各种轻型兵力以及后来的航空兵的支持，与美国海军作战舰队进行一场决定性的交锋。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海军精心定制了“拦截和消耗”战略，用以对抗美国海军的攻击，并系统性地加以实施。此战略的成果包括：远程水面进攻能力的发展；鱼雷中队夜战能力的完善；重型巡洋舰优化设计和建造的达成；“胜过”敌人战术的发明；20世纪30年代快速战列舰夜战部队的发展；海军航空兵力的锻造；作战能力最强的战列舰的建造。

日本海军的战术和作战队形也经过了精炼以支持作战概念。他们在现实斗争中进行训练，承受了其他海军尽量避免的风险。

初期的作战成果似乎证实了日本帝国海军各项举措的正确性。二战头两年时间里，日本和美国及盟友海军部队共交战21次，日本取得了10胜6平的优势战果。但是，仅仅过了两年时间，帝国海军就退出了高效作战部队的行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部分上是由于日本的工业基础确实无法支撑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但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战前的帝国海军并没有极注重后勤、情报和反潜战（ASW），而且人员更新换代的渠道也是不恰当的。另外，日本的技术基础并没有开发出革命性的实力，如雷达、变时引信和先进反潜战武器等。海军同陆军之间的争斗从战略层面上对整个国家造成了伤害，使作战效能受到冲击。海军航空兵始终被置于辅助性地位之上。整个海军的心态一直停留在实施决定性水面作战上，那些对正统教义形成挑战的创新性思维并不受欢迎。当决定性水面战役没有成为现实之时，日本海军无法转换到其他途径。

更重要的是，在战略层面上，日本特别是帝国海军的主要计划目标是局部性有限战争，而不是实际上所参与的广泛的无限制作战。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可以从低能的战术甚至是作战概念中恢复，但很少能从低劣的战略中恢复。总之，1941年的日本帝国海军准备参与的是他们所期望的一次战役，而不是随之而来的一场战争。

一、当前的条件

这种担忧是否也是当今的美国所应当考虑的？美国和联合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拥有着超过10年的作战经验。部队装备了性能良好的各种系统，而且联合作战被反复强调；各种投资的目标也是为了重建战备能力、解决短板问题、鼓励新鲜观点。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做了很多工作，一直在为复杂、动荡、迅速变化的未来而作准备。但是这些是否已经足够了呢？

2016年未，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概括提出了一项旨在解决5项“紧迫但有明显区别并不断进化的挑战”的宽泛战略：

•对抗俄罗斯的侵犯和胁迫；

•管理亚太地区的历史性变化；

•压制伊朗，保护中东地区盟友国家；

•打击恐怖主义，击败伊斯兰国（ISIL）恐怖组织；

•准备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最后一项挑战包括此前所宣称的“保持对未来威胁和未来敌人的技术领先地位”，如：

•培育“大量我们认为的将给予我们未来决定性作战优势的不同技术”

•使“我们的全志愿部队在作战行动、组织结构和人才管理上更具创新性和灵活性”。

联合部队也在重建应用于“全方位作战”的能力，第三次抵消战略正在解决反介入/区域拒止等领域的高端挑战。

总之，这些举措强调的是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上多个方面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意义。国防部领导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减少直筒式思维、倡导集体思考的需要。然而，这些举措可能依然不足以解决关重大的未来安全挑战。

过去几千年来，战争的内在人文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自远古以来，影响作战、发动宣传、瓦解秩序、政治颠覆、心理作战等等一直是军事冲突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冲突连续统一体”中的战争特征和战略竞争始终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接受着外力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

•技术变革的进程；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社交性、社会性效应；

•“技术的扩散和聚合”，包括空中力量的民主化和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C4ISR）的商业化应用发展；

•现代社会对于网络的日益依赖和“攻击面”向网络的迅速扩张；

•由社交媒体和全时新闻周期所产生的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确度和价值（IV4）；

•多维、混合形态战争和在胁迫对手、削弱潜在敌人方面的非武装冲突措施的效能。

二、国防部控制之外的安全发展

（一）技术变革的速度

过去15年来，科学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社会性的，也是作战性的。技术变革的速度很重要。如果一项能力，比如单位成本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提升一倍，那么5年时间内将提高到原来的9倍，10年时间内将变为100倍，15年时间内更将变为1000倍。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增长速度会放缓，这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另一方面，某些类型的能力也会发生急剧增长，如量子密码学的相关能力将逐步引入。无论如何，基于当前条件的线性投影技术将无法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而且，这些变革正发生于很多领域之内。例如，在生物技术领域，近10年来，人类基因组排序的成本已成百万倍降低；机器人和自动化载具将很快普及；添加物制造（如3D打印）日益成熟；纳米技术进入从电池、药物到爆炸物等各种行业的广泛应用期；支撑万物的能源技术也正在经历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转型。生物技术、机器人、添加物制造、纳米技术和能源技术等所有领域的变革和交互，都应当纳入国家安全规划的考虑因素之内。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博士认为，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其特征是逐渐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学领域分界线的技术融合。调整的范围及其系统性的影响将是极具破坏性的。这种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在向社会提供重要的综合性收益的同时，也以社会动荡、人员失业等形式对个体造成负面影响。

劳务市场的瓦解可能在社会内部出现不平等的增长，将对现代经济造成严重挑战，甚至会对技能偏低的劳务群体和发达世界中水平较低部分造成极大影响。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摩擦冲突的倾向性发源地，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发展。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情况都会创造出安全问题。2015年，百万难民几乎压垮了欧洲的政治架构。未来，还会有数倍的人群将受到影响。

政府可以施加影响，却无法做到绝对控制。战争与和平、民间和军事、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国内和国外、公众和私有、物理和数据以及生物等等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长期以来的国家垄断和定义清晰的专业领域已经无法确保稳定和安全。在力量广泛分布的世界中，保卫人民的责任正由国家转移到私有领域身上。变革，可以挑战大部分社会契约，影响到“为何、怎样、为谁而战、谁来支持”等问题。国内动荡、激进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潜能极高，除非政府和私有领域能够有效的管理转型。从过去的经历看，我们无法获得足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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