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技术的扩散和聚合

很多重要能力正在政府控制之外自由发展。例如，美国国防大学的知名战略学者T.X.黑姆斯(T.X. Hammes)指出，掌握在小国或者非国家行为体手中的“小型、智能、大量”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先进军队干预行动的成本，正如“去全球化”将降低第一时间干预调停的积极性一样。

开源传感器如商用空间成像、自动化系统、移动电话、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IoT）以及数据分析和决策辅助能力等，也在持续扩散之中，意味着很多成熟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不再是政府的专属领域。这将在不远的将来对兵力的机动和集结能力形成挑战。

（四）对网络的依赖

整个社会，特别是发达社会，对于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网络“攻击面”也在不断扩展。越来越成熟的黑客、阻断服务攻击、虚假信息等等，使得网络安全再无放松警惕的空间。处于不安全状态中的全球物联网出乎意料的迅速普及，对于“智能”性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护工作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另外，在“观察、调整、决策、行动”（OODA）循环之中，“观察”和“调整”两个阶段越来越多地产生于电磁传感器和处理后信息，而“决策”和“行动”两个阶段则更多地由信息处理工作来支持。这意味着网络能够在任何领域（陆、海、空和空间）控制“观察、调整、决策、行动”循环。

（五）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确度和价值

英国新闻工作者尼克·高英（Nik Gowing）早在2009年就指出，很少有组织（军事或者民间、公众或者私有）能够有效应对由社交媒体和全时新闻圈所产生的信息的容量和速率。这些压力仅是近几年才开始加速发展的，目前更增加了“假新闻”和其他虚假报导等内容，进一步为信息的精确度和价值带来了问题。其结果是，对于社会、金融的不安全感放大传播，所有人都会受到网络攻击或者网络犯罪的影响，人们开始觉得再无安全之地。

（六）混合战争和灰色地带冲突

在冲突的连续统一体中，混合战争有各种不同的定义。部分人强调“军事手段和宣传、网络活动等非军事工具的融合。”另外的观点则认为混合战争是“先进能力与非常规兵力和战术的融合”。与混合战争相关联的是灰色地带冲突，行为体运用“逐步递进的步骤确保战略手段的达成。他们所做的工作，保持在低于引起强大的美国或者国际社会反应的水平，但却是有力而安排周详的，将通过时间的积累而达成可观的牵引力。”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行动就是实例。此类综合性的、长期性的、多维度的战役，跨越了政策、技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边界，极难作出相应的对策和有效的反应。

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确度和价值可以放大这些工作的效应，以不可实际触及的方式深刻地干扰民众的生活。其结果是，未来冲突的重心将由作战部队和关键军事节点转移至交战国民众的起居室和移动设备。传统的战斗力还是需要的，但是国家安全设施也必须考虑到如何帮助民众保持对多样化、持久性混合战攻击的适应力和对短期武装冲突的应对措施。

应对以及实施此类战役应当成为国家安全事务的核心部分，安全规划工作也应当超越国防部直达国家层面。

三、为战争而准备？

美国必须保持陆、海、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有效作战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否足以应对未来将面对的各种冲突？在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战役想定：

•某方运用3D打印技术，仅花费数千美元就生产了一些无人机，并配备了爆炸装置。这些无人机上安装了智能电话用以引导飞行到某机场，随后找到机场上飞机机翼与机身的交叉部位，降落其上并引爆。在某个下午，美国在阿富汗的战略航运可能会遭到破坏，全球空中交通陷入混乱或者中断。那时，国会和公众当然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重要国家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遭到未知来源循环性网络攻击的瓦解或者破坏。工业控制系统和迅速发展的物联网之间的连接设备（如智能功率计）使得这种攻击几乎无法阻止。电力、水等公共设施变得不再可靠。智能化的城市将变得特别脆弱。

•全国范围内的恶意软件攻击破坏了医疗设施、运输机构，在关键时刻干扰了公共和私有行业决策者。

•由装备精良的无国家标志作战人员发起属性未知的准军事行动，危及陆上边境或者海上边境线的安全。

•由社交媒体放大、由多种“万物皆非真实，任何皆为可能”主题组成的虚假信息作战，削弱国家决心和民众对于长期秉持的信念的信心。

如果不加以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战役将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国家的决心、国际行为的规范、国际安全架构的核心以及西方民主的基本原则。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一个只恨自己运用虚假信息、致命性自主武器、生物武器太少的敌人？我们价值数千万亿美元的国防设施将如何保护我们对抗挑战？我们如何使我们以及盟友的民众和机构抵挡住长期性的、多元化的瓦解活动？这些是国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不仅仅是军队的。

有迹象显示，美国已开始更多地关注灰色地带冲突的挑战。过去几年来，在混合战、灰色地带问题方面已出现了大量观点和著作，奥巴马总统也于2016年12月签署了《反谣言和宣传法案》。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已经发布了关于俄罗斯恶意网络活动的调查报告。但是，美国还需要采取更加成熟、更加精细的措施。

海上军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作出贡献。所需要的必要因素是要保持高效的战斗力解决全方位威胁，而不仅仅是“我们准备最多的或者最易于出现的战争”。一个显示国家付出极高国防预算但却并未带来同等水平能力的事件，会比其他事件更快的打击到公众的信心。每个军种成员，都应当认识到混合战/灰色地带冲突是他们作战任务的一部分，因此海军作战部长关于达到高速认知水平的要求是必要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上将建议建立起智力资本，同盟友合作，在任何环境中同高知识伙伴的协同都是有价值的。

施瓦布（Schwab）博士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视角提出了令人生畏但必将面对的挑战：“对于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重塑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文环境的问题，我们必须形成综合性、全球性共享的观点。”决策者需要脱离传统的线性思维，“战略性思考塑造未来的破坏力量和革新力量。”

我们需要的是战略视角，但必须得到清晰缜密而又广泛的支持。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超越了传统的防务概念。仅靠国家安全专家的言论已无法说服民众。国家安全战略应当以全社会的方式确立，要以能够引起共鸣的信息吸引不同的群体（如新加坡2005年对抗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所采取的措施那样）。我们需要再次开发出恰当的能力，认识到这些能力必须紧密关联于不断发展的环境，而且与以前的能力极不相同。

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框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并没做好取胜准备的一场冲突。（全文完）

编译：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云天 来源：美国海军学会《进程》杂志201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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