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苏秦列传》”
八百里秦川
在这个“四塞之国”的中央，是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这是一个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这条狭长的谷地西起宝鸡、东抵潼关、南界秦岭、北接渭北北山，渭河从西到东纵贯整个平原。
此地今日仍是陕西省的粮仓，而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自然条件远比今日为好。根据《左传》的记载，鲁僖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由秦都雍派大船队沿水路运粮至晋国之绛，号称“泛舟之役”。考其路线是由渭水下航，然后进入黄河，再由黄河转入汾河，溯汾河上行，又进入绘河，然后到达绛都。
现在这些河段除黄河外早已不通航了——由于水少河浅之故。实际上，从春秋战国，直到西汉初年，陕、甘之间的陇山一带还有广大的森林。当地的百姓修盖房屋从上到下完全使用木板，不用砖瓦或其他建材，故称为“板屋”。战国后期入秦的荀子也认为秦地“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林木资源十分丰富。
关中地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上，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的黄壤，土质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尚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原始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当时，冲积土中的养分比后世水土流失严重时的含量自然高得多。
这块地方是西周王朝的发源地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而秦人在驱逐西戎，尽收周余民后自然继承了周族先进的农业积蕴，使初秦农业在较高基点上进一步发展。
毋庸置疑，在古代社会，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比较发达；秦国境内的山地丘陵还多矿产资源，如玉石、丹砂、铜、铁等均含量丰富。关中平原南北的山地，有丰富的矿藏可以利用。从关中不断出土的铁生产工具来看，关中周围的山脉铁矿含量是丰富的。《汉书·地理志》曾记载郑、雍、夏阳、陇西等地都设有铁官，而关中地区出铜的山脉在《山海经》的记载里也有五处之多。在古代社会，铜铁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于重要战略物资。
故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30%）；然量其富，什居其六（60%）”，这表明，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关中地区的富庶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天府的加成
虽然如此，当时秦的土地毕竟不过现在陕西一省和甘肃东部，主要产粮区只有关中平原，秦的人力、物力资源都称不上十分丰富。司马错就说秦国尚属“地小民贫”，其中的“地”即指可耕之田。直到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趁东西两川地区的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击灭巴、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秦的国势才如虎添翼，凌驾东方各国之上。
巴、蜀所在乃是四川盆地，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兼之并蜀之后，秦在巴蜀地区苦心经营，筑城邑，兴水利，修栈道，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另外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所以到了诸葛亮做隆中对策之时，四川盆地所在的益州已经被认为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
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在东面和楚国交界的地方，有汉水上游的山地和三峡天险，易守难攻。相反秦军若沿水路向长江下游进军攻楚却相当便利。正因如此，秦国占据了对楚国外交的有利地位。至于据有巴蜀对下江政权是不是真的存在巨大的军事威胁，从三国时期刘备、孙权两方争夺荆州之激烈也就可以想见了。
事实上，取得蜀地之后，秦国已经拥有了今天的陕西、四川、重庆大部和甘肃东部，版图比“三晋”和齐任何一国都大。秦的地理位置也远比东方各国有利，攻灭义渠与巴、蜀之后，在匈奴兴起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秦国的西、北、南三面都没有敌国，无论攻守，都只消注意东方。
百二秦关
从中国地形图上看，秦地地处我国“第二阶梯”上，俯视着处于“第三阶梯”的东方六国。八百里秦川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形，不仅导致包围在山地之中的平原形成四塞之国，而且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自然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关隘。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
其中最主要的关隘就是函谷关，其大约在秦献公年间（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设置在今天的豫西灵宝市，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函谷关坐落在关中通往中原的豫西通道上。《通典·州郡典七》载函谷关东至洛阳640里。由于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水流湍急，古时大兵团往来困难，故秦国经由豫西通道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当然反过来对企图攻入关中的东方诸侯联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就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中出兵相救，仅用8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密县）。
函谷关正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敌军无论从崤山南北哪条道路而来，都要经过这座关隘。关中与洛阳往来，必须经过函谷关，而正由于它曲折严峻，控制了函谷关，就相当于把握了战争胜利的关键。
然而，今日的函谷关故址，在宏农涧西畔的王垛村，西倚稠桑原。站在稠桑原顶放目四望，漫坡上农田梯层列布，几座村落相参其间，小路蜿曲，路边田头有三五树木摇曳点缀，完全可以通过千军万马，根本称不上险峻，当年又何以能设置一座雄关？
原因在于历史上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环境变化。特别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人口快速膨胀，对新辟农地的需求迫切，日常用材日增，于是黄河流域的森林地带很快缩小，甚至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此时京师（北京）需要的巨大建材已无法就近从黄河中游地区取得，必须派遣大量人力从四川及两湖地区采集。由于人类的破坏太过彻底，令森林自我更新的机能几乎丧失殆尽，使得如今黄河中游地区目之所及尽是连绵不断的秃山，不仅是现在函谷关故址如此，就是西到潼关的大道两旁，也同样无有再可称道的树林了。
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情景与之大不相同。《山海经·中次六经》就说“夸父之山（今灵宝市），其木多棕枏，多竹箭。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荀子·强国篇》中称道崤山上的“桃林之塞”，“松柏之塞”（即函谷关），就是因树种而得名。秦汉时期，函谷关附近的松柏繁茂不减前代。直到南北朝时，仍然是松柏荫蔽。因此，旧函谷关道路两侧“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函谷关道东自崤山，西至潼津，深险如函，号称天险。秦军若处于守势时，只需要封锁了这狭仄的路口，外面纵有坚车千乘，精骑万匹，在函谷关前也难以展开兵力，逞其锋锐。
这样的地形令秦国占尽好处，而关东诸侯则吃够了苦头。秦国常常可以乘关外某国守备薄弱，有机可乘时骤然出兵攻击，而关外诸国几次组成合纵联盟进攻秦国时，秦军则退守函谷关，以逸待劳，使关外联军无可奈何，自然解体退兵，落得劳民伤财。如贾谊在《过秦论》里所说，列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指函谷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
当然这个说法略有夸张，关东列国合纵攻秦多次，还不至于胆怯如此。但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则一点也不过分。公元前318年，关东五国（魏、赵、韩、燕、楚）联兵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最后一次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却再次大败而还。
在整个战国历史上，固若金汤的函谷关只有一次失陷：公元前298年，处于极盛时期的齐国联合韩、魏联兵攻秦，历经三年战争，才终于在公元前296年打破函谷关，并立即引起了秦国君臣朝野恐慌，被迫割地讲和，足见关中腹地的安全系于函谷关的归属，两者几乎是一亡俱亡的关系。可惜关东诸侯们这样的联合之后就停顿了，齐国在燕国乐毅主导的五国伐齐（公元前284年）打击后虽未亡国也已一蹶不振，而恢复过来的秦国则可以继续“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
文/郭晔旻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