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舰即国运”的信念，开启了影响世界的英德海军竞赛

一战前，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兹计划建设一支仅次于英国海军的海军，以此作为筹码获取更多政治利益，但英国认为德国有意挑战海上霸权，作为反制扩建海军，引发两国军备竞赛，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这场军备竞赛，源于一个“巨舰即国运”的信念。

马汉：战列舰至上论

战列舰，凭借着身躯庞大、坚盔厚甲、重炮如林，成为20世纪初期到中期战斗力最强的海军舰艇，长期占据着海军头等主力的角色，是在航空母舰成熟之前强国海军对外展示实力秀肌肉的不二之选。

1894年盛夏，4300吨的美国巡洋舰“芝加哥”号驶入南安普敦港，受到了英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接待。维多利亚女王以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名义在白金汉宫设宴，恭迎“芝加哥”号年过五旬的舰长。正在伦敦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也主动出席作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不到一个星期时间里相继授予这位舰长名誉博士学位，《泰晤士报》在头版报道了“芝加哥”号的英国之行，称它的舰长为“我们时代的哥白尼”。

这位1840年出生的美国海军上校，一生从未亲临战场，指挥过的最大舰艇也仅是小小的“芝加哥”号，却被全世界最尊贵的君王和海军将帅们敬称为“海神福音的传道者”。他就是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第二任院长，以1890-1905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四部曲著作（常简称为《海权论》）闻名于世。在厚达数千页的著作中，马汉雄辩地宣称：

历数17世纪以来的欧洲争霸史，拥有海上优势的强国往往比陆上强国更易于影响世界事务；当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向海陆两个方向发展的自然禀赋时，集中力量于海权发展会更有助于赢得经济和军事竞争，继而获得更大的回报。在海上作战中，赢得胜利的关键并不是袭击对手的贸易线、抑或实施两栖投送，而是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敌方的主要作战平台，“将敌人的旗帜逐出大海，或者只允许其作为逃亡者出现”。如此一来，获胜的一方便可建立起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继而畅通无阻地利用海洋摧毁对手的军事和经济基础，直至最终赢得战争。

在19世纪末的技术背景下，马汉所设想的以优势兵力实施的进攻性海上作战，几乎可以等同于战列舰编队之间的战略决战。在1894年的那次欧洲之旅中，至少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的看法：其一是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少将，时任英国海军部负责装备发展和采购的第三海务大臣；其二则是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上校，时任德国海军负责作战指挥的参谋长。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两个人将分别作为英德海军的一把手，签下超过60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建造订单，并使这两个欧洲大国彻底卷入一场以战列舰为中心的海军军备竞赛。

这实在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较量：两个工业基础相当的顶级强国，秉持同一种战略理念，争先恐后地赶造吨位和技术水平相当的主力舰。

然而竞赛的终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提尔皮茨的初衷，是要以战列舰群作为“风险杠杆”，使英方高估与德国开战所需承受的损失，最终承认柏林在远洋贸易和国际地位上的诉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然而在费舍尔、丘吉尔等英方高层推动下，皇家海军不仅将全重炮设计、蒸汽涡轮动力、燃油锅炉等新技术集中运用到新舰上，以抬高德方的追赶成本；还力促白厅与宿敌法、俄达成和解，集中国防和财政资源专门针对德国海军。

此消彼长之下，到1914年夏天，德国在战列舰的总数上虽然接近英方的七成，但国际地位彻底孤立，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投入与协约国的正面冲突。而马汉的学说也并未明示：一个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地理上无法直接抵达开阔大洋的国家，如何才能与全球头号海上强权对抗。四年大战期间，德国公海舰队仅获得了一次与英国大舰队正面交手的机会，最终还逃之夭夭。1919年6月20日，公海舰队的11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0艘鱼雷艇在斯卡帕湾拘禁地自沉，给那场军备竞赛画上了一个略显意外的句号。

提尔皮茨：“风险理论”出炉

英国在1889年通过《海军防御法案》确立了“双强标准”，决心以装备更多新型战列舰作为巩固优势的基础，这令德国军政高层极为关注。

在此背景下，马汉海权论“福音”的传入，恰好对德国举国上下之于海洋的热望，形成了顺水推舟的强化。1897年升任海军国务秘书（相当于英国的海军大臣兼第三、第四海务大臣）的提尔皮茨，则是海洋转型最重要的掮客。他创造了“大海军＝海外利益＝世界大国”这个高度简化的宣传口号，鼓吹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大海军将直接带来无与伦比的国际影响力和超出欧洲豪强的“世界强国”地位。

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试图通过建立数量优势来挑战英国的霸权都是一场希望渺茫的冒险。按照马汉的估计，要赢得一场同等技术水平下的战列舰决战，进攻方至少需要具备30%的兵力优势。而在英国公开提出“双强标准”的情况下，不待德国建造出数量超过英方30%的主力舰，皇家海军便可发起预防性攻击，将这支尚未建成的大海军彻底摧毁，而德方将毫无还手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提尔皮茨殚精竭虑，汲汲于构思一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方略。到1900年前后，这个方略已经基本成型，那就是所谓“风险理论”。

与马汉推崇的主力舰决战模式相比，“风险理论”出现了相当微妙的变化。

提尔皮茨果断否定了与英国全面争夺海上统治权的想法，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北海，决心在这一地区获得足以威胁英国本土的局部优势。按照他的看法，在德国建成这样一支大海军的前提下，皇家海军虽然依旧有可能对其加以攻击、甚至取得全胜，但遭受的损失之大，必将使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无法抵御法俄等国的挑战，从而有可能丧失海上霸权。权衡利弊之后，英国必将不敢冒险挑战德国，柏林则有望左右国际大势，以和平的方式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而“风险舰队”的规模不必太大，只需达到英国在北海全部兵力的2/3。

1897年11月，由提尔皮茨主持制订的《第一次舰队法案》提交帝国议会，于次年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将海军战列舰总数设定为19艘，每25年更新一次；由于当时已有12艘战列舰（含较大的岸防装甲舰）在役，在1903年之前将继续开工7艘新舰，即“腓特烈三世皇帝”级前无畏舰的4、5号舰以及5艘吨位稍大的“维特尔斯巴赫”级。其他应在1904年4月之前下水的还包括8艘装甲巡洋舰以及大批辅助舰艇，总预算4.09亿马克。《第一次舰队法案》的最大意义在于，为有计划、有周期地扩建海军确立了法律上的先例，技术上则仍以法俄两国为对手；新建的7艘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为9.45英寸（240毫米），小于同一时期英国战列舰的12英寸，舰体尺寸和续航力也逊色于英舰。到了1900年，真正基于“风险理论”制订的《第二次舰队法案》也获得国会批准，它把海军一线主力舰的额定数量提高到了38艘，编成4个分舰队，并决定在1901—1905财年新建10艘战列舰，即5艘“不伦瑞克”级与5艘“德意志”级。这两型14000吨级（当时基尔运河的最大通航吨位）战列舰是德国第一种可与英国同期产品相抗衡的主力舰，它们安装有4门11英寸（280毫米）一级主炮和14门6.75英寸二级主炮，航速18节，装甲覆盖范围更大。至此，“风险舰队”初具雏形。

突进！无畏舰竞赛

不难看出，“风险理论”从一开始起就不是一项纯粹的军事政策。它更像是一种政治法术，成功的希望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

提尔皮茨首先假定，伦敦面对的战略困境远比柏林来得复杂和铺张；在新帝国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无论是出于威望还是实利，英国都不可能置全球霸业于不顾、把海军力量调回北海围堵德国。德国已经建立的陆上军事优势使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对海军建设投入可观的资源，它的新造主力舰的性能将逐步超越英国；而英国在陷入布尔战争泥潭、与俄国及法国又存在广泛利益倾轧的情形下，不可能和德国进行旷日持久的海军竞赛。最终，伦敦只能从两种出路中选择自己的命运：要么与德国进行海军竞赛，要么对德国妥协。

但这种把成功可能性完全寄托在敌人微妙心理之上的战略，缺陷比优势更加突出。德国一系列战略决策的荒唐之处在于，它在不到10年时间里，居然对英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殖民体系、欧洲均势和海上霸权同时发起了挑战，却无法迅速搞定其中的一两项、以之作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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