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多”释义

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及两者的个性可以从多种维度来考察。当我们对这两种政治文化从宏观上作一个粗略的观察后，有一种现象令人十分醒目。这里权且将其概括为“一”与“多”。无疑，这是一对模糊的概念，这里用来概括中西政治文化的两种个性特征。它们包括这两种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道路、它们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层面的表现、以及隐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深处的政治思维定势和政治心态。

“一”是最简单的汉字，然而最简单的也就最复杂。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却凝聚了十分重要的内涵和复杂的内容。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其它一些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一样，它具有十分模糊和多义性的特征。就与本文有关的方面来说，我们大体可分辨出它的几层涵义：

首先，“一”是与“多”相对的，它是宇宙间异彩纷呈变化万千的万物的本原和根本规律，是多中之一。老子曾经将“一”与“道”等同起来，以玄之又玄的方式论述了“一”的价值：“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正）。”（《老子》，第39章。）这个”一“统摄和支配着万物，贯通了天、地、人、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老子那著名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为后世思想家们普遍接受。后来庄子具体地将这个一归结为”气“，认为”通天下一气耳“，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这种把宇宙的原始物质归结为“气”的观点在中国古代也颇为流行，它是古人追求世界统一性的表现。《淮南子》中说，“同出于一，所为各异”。这个“一”表示宇宙原始混沌的统一体，即“太一”，是万物之本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淮南子•诠言训》。）到宋明理学家那里，这个“一”便被理解为“理”，所谓“塞宇宙一理耳”。（《陆九渊集》，卷12，《与赵永道》。）

其次，它是与“分”相对的“合”，即合和归一。是矛盾对立的统一抑或同一。

这个“一”是事物的本质和归宿，而分则是表面的现象，万物若不能归“一”，便不为圆满。《淮南子》说，“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又说：“万殊为一”。（《淮南子•精神训•本经训》。）讲的都是这个意思。

由于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联想类推方式，“一”的概念被从宇宙观本体论的领域广泛地加以引申并运用于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在古代政治思想里，“一”的概念的内涵较为简明。从静态上说，“一”是与“杂”、“乱”或“分”相对的，它指社会整齐划一和有序化的秩序。它也是与“贰”或“多”等相对的，指政治的统一和一元化。从动态上说，它指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不变或说一成不变，如果有变化，则要求发展的连续性、一惯性、单轨性。也指政治权力流动的单向性，反对逆向、双向及多向的权力关系。这个“一”可以说以古人特有的表述方式，集中概括了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最典型地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心态。借用现代生物全息理论的术语，我们可以把“一”这个概念称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基本的“全息元”。

我们在这里仍借用这个古老的概念，主要用来表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结构特征，一种政治心态和政治情感。“一”的理想和秩序只是这种心理结构在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表现。这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奠基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先秦诸子的学说都起于对西周“一”的秩序瓦解的不安，他们纷纷提出的救世治国的方案，都旨在使天下重新归于“一”或定于“一”。好比一个天性整洁的人进入一个脏乱的屋子，总有不适不安之感，因此便要收拾整理一番。在追求“一”的政治心态支配下，政治主体对任何外界事物都要将其纳入“一”的框架，面对有悖于“一”的秩序，就会激发出改造与整合它使之归于“一”的冲动。得“一”则安，出现“多”、杂”、“乱”则惶惶然。与这个“一”相对应的“多”，我们用来指称与中国古人不同的西方人政治心态相应的某些特征。

社会发展的停滞性和单轨性

“一”的政治心态形成于中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

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西方大不相同。它表现为：

第一，停滞性。西方历史发展呈现出不断进步、更新和自我超越的特征。从国家形式上说，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经过了城邦、帝国的民族国家三个阶段，这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形式。在政治制度上，只有罗马帝国时代和近代（18世纪以来）的政治制度变化较小，它们在时间上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王朝。其他时期政治制度的变化是非常频繁的。几乎在每个历史时期，西方的制度都表现为不完善和不定型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中国历史绝少变化，尤其在政治理论上自春秋战国以后，政治制度上自战国秦汉以后，即定型为一种僵固的模式，一直到古代社会的终结，这个模式都没有突破。它一次次遇到危机，但它仍能在危机中屹立不动；它的表层结构一次次被破坏，但从深层结构中又一次次复制和再生出来。这种千年不变的历史塑成了中国人一种静态和循环的历史感。

第二，单轨性。从中国文明的地理位置上说，它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心，这个中心有时向其它方向有所偏移，但没有明显的错位。不象西方文明经历了由希腊到罗马再到西欧的大幅度的文化中心位移。它的边缘有时扩张，有时收缩，但总是在一个大体有限的范围内。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现为单轨的。王朝兴亡的单调的重复，家天下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千年不变。古人都知道，“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吕氏春秋•恃君览》。）这的确是事实。君主专制在人们心目中成为唯一的、天然合理的、无可怀疑的政治体制。在政治思想上，表现为单一的取向。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形势下，各家各派几乎都是站在同一基础上，为了解决共同的问题，采用同一种思维方式，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至汉代以后，儒家被定为一尊，更形成万世一系的“道统”。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北边是无际无涯的荒漠和原始森林，西边为难以逾越的高原和高山所阻隔，东南是令人生畏的茫茫大海，这些自然障碍将古人与外界隔开，形成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但在这些屏障以内，却相对统一，形成一个整体。所以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化具有“墙文化”的特征，即对外封闭，内部消除各种障碍而充分开放。

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中国人内向的政治性格，还是中国人固有的政治性格强化突出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方式与中国人的政治性格之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是不易回答的问题，此处也不拟多做讨论。这里只想指出的是，从表现上看，这种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地理环境和国民性格呈现为一种相互契合的整体，构成中国人追求一”的政治心态的内在原因和客观基础。它使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比较单调的政治环境里，视野狭隘，思维呈单向线型发展。最明显的表现是将政治理想固着于君主专制，在整个古代都没有突破这个框子。而在西方，早在希腊，就出现了各种政体形式，有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民主制等，每一种政体又有不同的组织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把君主制又细分为五种。 而中国古人只知君主制中的一种。历代西方人对各种不同的政体形式十分熟悉，即使他们生活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他们也熟知其它政体。他们的任何政体设计，都有其它政体为背景，都是在与其它政体的比较中的一种选择。在地中海那种地理条件下，希腊人也熟知希腊以外的政治形式。如波斯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埃及人的政治制度。据希罗多德的记载，甚至在古代波斯人中也展开过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哪种政体最好的讨论。 后世人们很容易把这个记载视为希腊人以已揣人的虚构，但波斯人了解希腊的各种政体，这无疑是真实的。

封闭的环境也使中国人长期生活于一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很难遇到发展水平更高的外来文化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任何一种文化能够超越自身的重要条件。它也难以有一种异质文化因素的植入，而这也是一种古老文化获得新生命的必要条件。佛教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文化，但它对中国人的影响主要在世界观和人生哲学领域，它的人生态度疏远政治，它博大的神学理论也没有提供一套政治哲学，所以它对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的影响是间接的。

泛政治化的整体政治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将自然与人类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有关这方面人们已经谈论很多。

但是，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个整体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贯通这个整体的经纬线是什么？古人主要是站在怎样一个视角上认识这个整体的？这个问题却未见有人探讨。这们认为，这个核心或经纬线就是政治，古人观念中的世界整体，是由政治贯通起来的。我们将其称为“泛政治化”的整体政治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宇宙间万物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内部不同类别的事物和不同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同体、同构、受共同的规律支配，而政治则处于这个整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地位，它渗入一切，涵盖一切，支配一切，一切都被赋予政治意义，一切以政治为中轴旋转，其他一切又反过来都对政治发生影响，构成一个互反馈系统。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泛政治化”的整体政治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一切事物都被打上政治的印记，没有独立于政治的领域，不容忍与政治秩序不协调的秩序，政治权威具有支配一切、规范一切的功能。一切都统一于政治。

在西方的传统中，政治远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希腊罗马城邦时代，政治处于相对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即使在那里，政治也没有吞没一切的地位。在希腊，人们把政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政治被理解为城邦的事务，古希腊文的“政治学”（politics）概念，即从“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根据这种理解，经济、伦理、宗教、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只是在与城邦有关时，才属于政治，与城邦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出现了独立的经济生活、宗教生活等私人生活以及独立的教育、科学和文艺的萌芽。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对不同学科所进行的区分，每个学科都有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对应着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政治学是这些学科之一。

看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目录，对希腊人的观念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些著作有：

哲学的：《形而上学》等。

逻辑学的：《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

心理学的：《论灵魂》、《论梦》、《论记忆与回忆》等。

伦理学的：《尼可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等。

动物学的：《动物志》，《动物的运动》等。

此外还有《家政学》、《修辞学》、《诗学》、《论植物》、《物理学》、《气象学》、《政治学》等。

这些著作从书名一看便知，每一部著作都集中研究一个领域。各个领域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清晰。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也是包罗万象的，试图对整个宇宙做出系统的解释。不过他是将宇宙间的事物区分为不同的领域，通过对各个专门领域的认识而达到对整体的认识。政治问题仅仅作为一个领域来对待，只在《政治学》中专门研究，在其它著作中，亚里士多德绝少谈论政治，更没有将政治的观念投射到其它领域，将政治规律与其它规律等同。

中世纪的西方人也企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不过，他们建立的体系把世界统一于上帝，统一于神学。在中世纪的实际生活中，政治被严重弱化，而政治理论也处于神学的婢女的地位，成为旁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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