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〇事变的直接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这时的北伐主张受到了苏联顾问的坚决反对，造成了双方之间的对立。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1925年上半年，他就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拟订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25]按照他的设想，1927年8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1926年1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年7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年1月，支持北伐，对他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显然，蒋介石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是因为莫斯科正在全力策划反奉战争，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26]
其二，是熟悉蒋介石性格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即因季山嘉等人的排挤，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而季山嘉又是一个刚愎自用、相当自负的军人，不仅不把中国将军们放在眼里，而且对蒋介石也常常是语多讥讽。双方为北伐问题发生矛盾之后，沟通起来更加困难。而季山嘉依旧我行我素，不仅毫不在乎蒋介石的感受，而且时常大谈政治，声称中国军队若不加改造，即使军事胜利，也只能是造成新的军阀统治，并暗喻蒋可能成为中国的凯末尔。在这种情况下，季山嘉有意将蒋介石手下第一军中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一军，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有夺其兵、削其权的企图。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并要求前往苏联考察相要挟，也没有得到汪精卫的特别同情。相反，对于他要求辞退季山嘉的强硬提议，汪精卫则极力为季山嘉辩解。所有这一切都只能越来越加深蒋介石的怀疑与恐惧。当他意外得知共产党员的海军局长李之龙在没有得到他的命令的情况下，就将中山舰开往黄埔，马上就开始怀疑汪精卫和季山嘉有绑架他去苏联的阴谋。在反复犹豫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利用他所掌握的第一军发动政变的做法。
3月20日凌晨，蒋介石突然指挥军队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了李之龙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党员约50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寓所，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苏联顾问卫队的枪械，同时占领了中山舰。随后，蒋要求召开政治委员会，决议令季山嘉等人回国，撤换第一军中全部党代表。[27]对此，正好率领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来广州考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包办太多，因此明确主张答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这样一来，汪精卫变得有口也说不清了，只好以生病为由，隐匿不出。而蒋介石也更便于利用其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动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整理党务案》，除明文规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者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外，更进一步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非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与行动；共产党员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不得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国民党员未受准脱党之前不得加入中共；等等。[28]
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不仅使蒋介石发动的三二〇事变变得合法，而且使蒋蹿升为国民党头号军事政治强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则是，再没有人能够反对他进行北伐了。当然，这个时候，由于冯玉祥和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也已失败，张作霖的部队大举开进北京，重握权柄，莫斯科方面也不再会反对国民党的北伐了。但无论如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展开北伐，至少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第三节 苏联顾问与北伐战争
严格说来，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统一中国。事实上，还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一年后，他们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订出来的。
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他并为此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29]由此可知，随着蒋介石取得权力，北伐计划重新启动。1926年5月鲍罗廷和加伦又都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和严格贯彻加伦制订的作战计划。总顾问加伦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而加伦依靠的则是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和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行小组。[30]正是依照加伦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北伐军迅速夺取了湖南和湖北，进而占领了江西、福建和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对此，蒋介石即使在转向反苏反共之后，亦始终念念不忘加伦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指挥才能。[31]
北伐战争的胜利，还得益于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参与和支持，而冯也早在1925年就开始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帮助训练他的部下了。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在苏联国内战争中担任过西南战线司令员，有着突出战绩，战后就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尽管此举并没有能够使冯军取胜，苏联政府还是积极欢迎冯玉祥去莫斯科，并再度给予了冯玉祥大量的军事援助，从而使冯的国民军在一度崩溃后又迅速崛起。到1926年7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就有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战争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32]正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和在苏联顾问的全力帮助下，冯军随后从陕西进占河南，直接威胁奉系军阀所控制的河北和山东，并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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